我记得周小梅也读了她的，她写的是十年后要当老师，站在讲台上给孩子们讲课。

我那篇写的什么我忘了，大概是想当科学家宇航员之类的东西。

但这张照片里拍的不是我的作文。

是周小梅的。

刘芳不知道从哪里找到了周小梅的遗物，翻出了这张作文纸。

作文的正文只有短短几行字，铅笔写的，字迹工工整整，跟她当学习委员时帮老师批改作业的笔迹一样认真。

“十年后我二十五岁。

我想住在一个有阳台的房子里，种很多花。

我想养一只猫，白色的。

我想每天都能看到太阳落山。

但如果这些都没有，也没关系。

因为十年后我可能已经不在了。”

最后那句话没有句号，像是没有写完。

或者她已经写完了，只是没有再写下去的必要。

我盯着那行字，手开始发抖。

一个九岁的小女孩，在作文里写“十年后我可能已经不在了”。

这句话在当时读到的人眼里，大概只会当作小孩子不谙世事的胡话，天马行空的想象。

但现在，二十年过去了，回看这句话，它读起来不像是一篇作文，更像是一封遗书。

一封提前二十年写好的遗书。

大巴在高速公路上疾驰，车窗外是灰蒙蒙的冬日天空。

我锁了手机屏幕，把手机扣在膝盖上，闭上了眼睛。

脑海里反复闪现两个画面——二十年前教室里那个扎羊角辫、穿红白条纹毛衣的小女孩趴在课桌上，用铅笔一笔一画地写她的命运。

二十年后城市某个昏暗的出租屋里，一个满身伤痕的女人把一张老照片压在枕头下面，站在五楼的窗口，看太阳落下去，然后一步跨了出去。

她问妈妈，“你还记得我小时候长什么样吗？”因为长大后她的脸已经被生活打得面目全非了。

她照着镜子，找不到那个扎羊角辫的影子。

只有枕头下面的老照片还记得她曾经的样子。

她把照片保存了二十年，从九岁到二十九岁，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一张课桌到一个五楼的窗口。

也许她一直都知道，那个九岁的小女孩没有说谎——十年后她真的不在了。

大巴到站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我拖着行李箱走进老家的院子，看到我妈站在门口等我，围裙上沾着面粉，身后是温暖的橘色灯光。

我走过去抱了抱她。

她愣了一下，说你多大了还撒娇。

我笑了笑没说话。

上楼的时候我把那张班级合影又翻出来看了一眼。

照片里我蹲在第一排，缺了颗门牙，笑得没心没肺。

而在我身后两排，一个穿红白条纹毛衣的小女孩，把手腕上那道还没有任何来由的伤疤规规矩矩地藏在身体一侧，对着镜头笑。

她的笑容跟作文里最后那句话一样，平静得让人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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