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是我在江西景德镇听来的。

景德镇是瓷都，满大街都是卖瓷器的铺子，青花粉彩颜色釉，瓶瓶罐罐堆得跟小山一样。

但真正的景德镇人不逛这些 tourist 店，他们逛的是樊家井——一条窄得只能并排走三个人的老巷子，两边全是仿古瓷作坊，家家户户门口摆着拉坯机和石膏模具，空气里飘着一股湿泥巴和釉料的味道。

讲这事的姓冯，五十九岁，在樊家井开了间小作坊，专做仿元青花。

冯师傅是景德镇土着，祖上三代都在御窑厂当差——他太爷爷在光绪年间是御窑厂的把桩师傅，就是负责给窑炉看火候的大工，在景德镇烧窑行当里属于手艺最顶尖的那一批人。

冯师傅说，把桩师傅这行看着风光，其实压力大得吓人。

一窑瓷器烧出来，成色好不好全在火候上，火候差一度，整窑的瓷器就可能全部报废。

御窑厂给皇帝烧瓷，废了是要掉脑袋的。

所以把桩师傅都有自己的一套不传之秘——怎么看火色、怎么听窑音、什么时候添柴什么时候撤火。

除此之外，把桩师傅还有一个心照不宣的规矩——烧窑之前要祭窑神。

景德镇的窑神叫童宾，是明代万历年间的窑工，为了烧成一口大龙缸，在窑火烧到最旺的时候纵身跳进了窑口里，用自己的血肉祭了窑，窑温瞬间冲到顶点，龙缸烧成了。

从那以后景德镇的窑工就把童宾供为窑神，每次烧窑之前都要在窑口摆上三牲祭品，把桩师傅亲自上香磕头。

冯师傅的太爷爷是御窑厂的把桩师傅，拜窑神比谁都虔诚，但他拜了一辈子窑神，最让他心里发毛的一件事恰恰发生在祭窑神的那天晚上。

那是光绪二十几年的事，具体年份冯师傅记不太清了。

御窑厂接了一批急活——给宫里烧一窑祭红釉的瓶子，赶在太后寿辰之前交货。

祭红釉是高温铜红釉里最难烧的一种，成品率极低，烧十窑能出一窑红的就不错了。

御窑厂的督陶官压力山大，把桩师傅的压力更是大得没边。

冯师傅的太爷爷在开窑前三天就开始斋戒沐浴，不喝酒不吃肉，每天早晚各去窑神庙上三炷香。

开窑那天是农历十五，月亮很圆，御窑厂的窑炉烧了一整天，到了半夜火候最关键的时刻，所有的窑工都守在窑前，太爷爷搬了把太师椅坐在窑口正前方，盯着窑火看了整整一夜，眼睛都不敢眨一下。

天快亮的时候他下令熄火，窑温慢慢降下来。

按照规矩降温需要三天，这三天里把桩师傅不能离开窑炉半步，吃喝拉撒全在窑前解决。

第二天晚上降温降得差不多了，太爷爷让人打开了一个小小的观察口，拿铁钳夹了一块碎瓷片伸进去探了一下——瓷片抽出来的一瞬间他心跳都漏了一拍，瓷片表面那一层红色不是祭红那种沉稳厚重的牛血红，而是一种他从未见过的颜色，红得太艳了，艳得像刚流出来的鲜血，釉面上还泛着一层若有若无的暗光，像是血还没有凝固。

他心里咯噔一下，但面上没表现出来，让窑工们继续降温。

第三天窑门正式打开，窑工们把瓷器一件一件搬出来，前面几件都很正常，祭红的颜色虽然不算极品但也中规中矩。

搬到中间的时候最里面的一件瓶子被取了出来——那是一只梅瓶，小口短颈丰肩，器型规整，但所有人都愣住了。

那只梅瓶不是祭红色的，也不是任何已知釉色，而是通体漆黑，黑得像锅底，像一口深不见底的井，灯光照在上面一点反光都没有，全部被吸了进去。

督陶官当时脸就绿了，这种黑釉瓷器要是送到宫里去，轻则丢官重则掉脑袋。

他正要发作，太爷爷忽然抬手让他别说话。

太爷爷盯着那只黑梅瓶看了很久，然后慢慢走过去蹲下来仔细看瓶子表面。

他看了一会儿以后做出了一个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举动——他伸出手指在瓶身上轻轻敲了一下。

瓶子里传出了回声，不是瓷器被敲击时那种叮的一声脆响，而是一种沉闷的嗡嗡声，很低很低，像是有人被封在瓶子里面，用手指在瓶壁上挠了一下。

在场的人全听到了。

太爷爷的脸也白了，但他毕竟当了几十年把桩师傅，什么怪事都见过，定了定神又敲了一下，这次他敲的力道稍微重了一些。

瓶子里的回声变了——不再是嗡嗡声，而是一个很清晰的声响，像是有人在瓶子里喊了一个字。

离瓶子最近的一个窑工听清楚了，那个字是——“疼。”

太爷爷把那只梅瓶单独取出来放在了一旁，其他瓷器照常装箱运走。

当天晚上他把那只黑梅瓶抱回了家，锁在自己书房的一个樟木箱子里，箱子上压了一本《景德镇陶录》和一把桃木剑。

他老婆问他怎么把窑里的东西拿回家了，他说这东西不能送进宫，也不能砸，砸了会出事，只能先锁起来。

他老婆听了以后吓得一宿没睡着。

太爷爷第二天一早就去了一趟窑神庙，在童宾像前跪了小半个时辰，额头贴着冰冷的青砖地面一动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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