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7月12日，星期日，晚饭后，天色将暗未暗。

沙河方向吹过来的风穿过街巷和围墙，把柏油路面蒸了一整天的热气一层一层地卷走，换上混着水汽和草叶气味的晚凉。

院子里那架藤萝在暮色里只剩一团深绿色的轮廓。

叶子被风吹得沙沙翻动，那些垂着的豆荚在风里轻轻晃动，像一串串无声的钟摆。

我放下筷子，把碗收进厨房。

母亲在客厅看电视，新闻里播的是长江抗洪的画面。

我没多看，换了双凉鞋出了门。

街上比白天安静许多。

路灯还没全亮，隔一盏亮一盏，把路面切成明暗交错的格子。

拐过路口沿学校围墙外侧走的时候，风从操场方向吹过来。

煤渣跑道上残留的白石灰气味已经被夜露浸淡了，几乎闻不出来。

草丛里有蟋蟀在叫，声音不密，隔一阵才响几嗓子，像是还没找到调。

操场侧门的铁门虚掩着，我一推就开了。

“吱呀”一声在空旷的暮色里格外清晰。

门框上方那盏路灯刚亮不久，光还是暖的，落在铁门生锈的合页上，泛着一层暗橘色的哑光。

几只飞虫已经开始绕着灯罩打转，细小的影子在地面上转着圈，一圈接一圈，像在画永远画不完的螺旋。

看台正中央那一排，杨莹坐在那里。

面前的水泥台阶上摆着四瓶绿色玻璃瓶——天冠啤酒。

两瓶已经空了，瓶口朝下扣在台阶边缘，瓶底的圆形凹陷在暮色里像两枚被按进水泥的印章。

另外两瓶还没开，标签上的红字在暗下来的光线里几乎看不清。

瓶身被路灯刚刚亮起的光镀上一层薄薄的暖黄。

他手里握着第三瓶，瓶里的酒液只剩不到三分之一，瓶底抵在膝盖上，手指松松地拢着瓶身，偶尔在玻璃表面刮一下，留下一道细长的水痕，又慢慢变干。

亮黄色运动背心的领口被汗浸透了边缘，布料贴在锁骨上方。

我走过去，在离他两个台阶的位置站定。

“一个人喝闷酒呢？”我站在看台台阶上低头看着他问道。

杨莹抬起头来，认出是我之后，肩膀跟着松了一下。

他的嘴角动了动，想扯出个笑来，却没成功。

“……来了？”

他从台阶上拿起第四瓶，大拇指往瓶盖边缘一抠——“嗤”的一声，瓶口冒出一小股白沫，他用手背抹了一下瓶口，朝我递过来。

“给。”

我接过来，在他旁边隔了一个台阶坐下。

瓶身冰凉，玻璃表面凝着细密的水珠。

贴着掌心的那一面，凉意从指腹漫到手腕，像握着一枚刚从井水里捞起来的石头。

我没有立刻喝，把瓶子搁在膝盖上，让它慢慢变温。

“放假这十来天了，”我偏过头看着他，问道，“天天来这儿？”

“差不多。”杨莹把手里的瓶子举起来又放下，瓶底在膝盖上磕了一下，“有时候带两瓶，有时候不带。

坐着发呆，再回去。”

“帆布袋，”我偏头看了一眼他脚边的东西，“装空瓶子的？”

“嗯。”他手指在瓶身上刮了一下，留下一道细长的手指印，“喝完带回去。

扔这儿不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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