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月2日上午，红星轧钢厂食堂。

1959年的第二天，我端着饭盒走进工厂食堂的时候，第一眼就注意到了变化。

打饭窗口前，工人们议论纷纷。

今天馒头怎么变小了？

是啊，以前三个，现在两个。

过年嘛，省点正常。

我站在队伍里，看着前面那个戴着白色围裙的胖师傅把馒头往我饭盒里搁。

一个，两个。

确实只有两个。

我没说话，低头看了看碗里的粥——比上个月稀了不少，上面漂着的菜叶也少了。

下一个！

胖师傅喊。

我回过神来，把饭盒递过去。

他往里面扒拉了一勺粥，又舀了点白菜帮子炖土豆，然后挥手让我走。

我端着饭盒找了个角落坐下，咬了一口馒头。

硬。

不是凉了的那种硬，是碱放多了的那种硬。

我又喝了一口粥——果然，稀得能照见人影。

旁边的工位上，两个中年工人正在聊天。

听说了吗？

下个月粮食要更紧。

瞎说，过完年就好了。

我媳妇在粮店，说今年收成不好，河北那边都——

嘘！

这种事能乱说？

两人对视一眼，默契地闭上了嘴。

我低着头慢慢喝粥，心里却像压了一块石头。

我知道，这不是过年的问题。

未来几年会很难，这是我在历史书上读到过的。

只是刚刚开始。

吃完饭，我把饭盒涮干净，起身往技术科走。

路上遇到傻柱，他端着饭盒走过来，一看我的脸色就压低声音问：

怎么了？

一脸官司。

没事。

我说。

少糊弄我。

傻柱把饭盒往胳膊底下一夹，我虽然没什么文化，但我看得出来你心里有事。

我沉默了一下，然后拍了拍他的肩膀：柱子，今年多注意点身体。

省着点吃，别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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