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7月，酷暑。

太阳毒辣地炙烤着大地，柏油路面在高温下几乎要融化，踩上去软绵绵的，鞋底像是被粘住了一样。

空气闷热得像是蒸笼，连一丝风都没有。

树梢上的叶子被晒得蔫蔫的，无精打采地垂着。

知了在枝头声嘶力竭地鸣叫，那声音单调而刺耳，像是在为这个夏天哀鸣。

轧钢厂开始乱了。

厂里几拨年轻人争夺话语权，今天你把我贴在墙上的标语撕了，明天我把你的告示用浆糊覆盖。

工厂的生产几乎停顿，机器的轰鸣声断断续续，像是生了病的巨兽在喘息。

工人们人心惶惶，不知道该听谁的，车间里一片混乱。

有人想干活，却被拦下，说要政治挂帅；有人想跟着起哄，却不知道该站哪边。

厂门口的墙上，新旧告示层层叠叠，像是长了一层又一层癣疥，红纸白纸交错，墨字红字混杂，在风中哗哗作响。

林向东的技术科也受到了冲击。

那几个贴告示批判吴科长的年轻人，现在更是变本加厉。

他们不再是单纯的贴告示，而是直接采取了行动。

一天下午，林向东刚走进技术科的办公室，就看到正对门口的白墙上贴满了一张张白纸，黑字粗大而醒目，像是判决书。

勒令书——责令只专不红的业务挂帅分子吴永年靠边站，接受群众的批判！

吴永年必须交代问题！

打倒技术科的旧权威！

林向东站在那些告示前，手指不自觉地攥紧了。

他能闻到浆糊的酸馊味和墨汁的刺鼻气味混合在一起，直冲鼻腔。

那些年轻人——小张、小李、小王——正站在一旁，脸上带着得意和兴奋的表情。

他们手里挥舞着小册子，嘴里喊着口号，像是得到了某种至高无上的权力。

吴科长被批了。

批判会就在厂里的食堂举行。

食堂里挤满了人，工人们、起哄的、看热闹的，黑压压一片。

平时用来摆放餐桌的地方，现在搭起了一个简陋的台子。

台子上面，吴科长被强迫站着，腰背被两个年轻人用力向下按着。

他的胸前贴着一张纸，用粗麻绳勒在脖子上，纸上面用黑墨写着只专不红的业务挂帅分子吴永年，名字上还打了一个刺目的叉。

吴科长今年五十六岁，头发花白，身体瘦弱。

他站在那里，腰板被两个年轻人用力向下按着，头几乎要贴到地面。

他曾经的八级工程师制服被扯掉了，现在身上穿着一件被浆糊和墨水弄脏的粗布褂子。

他的眼镜歪歪斜斜地挂在鼻梁上，镜片上全是手印和污渍。

一群年轻人围着他，高举着拳头，高声喊着口号：

打倒吴永年！

批判业务挂帅！

吴永年必须交代罪行！

吴科长的嘴唇在颤抖，他想说什么，但声音被淹没在口号声里。

他抬起头，目光穿过人群，似乎在寻找什么。

林向东站在人群的边缘，看着这一切，心里很不是滋味。

他的拳头攥得死紧，指甲嵌进了掌心的肉里，但他什么都不能做。

他只能站在那里，看着自己的前辈、自己的恩师被羞辱、被践踏。

向东，救救我……

批判会结束后，吴科长在厕所里拉住林向东的手。

他的声音颤抖着，沙哑而无力，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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