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春末，红星轧钢厂接到了一份来自厂部的紧急文件。

那天下班前，我被周主任叫进了他的办公室。

我记得阳光正透过那扇泛黄的玻璃窗照进来，在老旧的写字台上铺开一片模糊的光影，把整个房间染成一种昏黄的色调。

挂钟的秒针在安静中显得格外清晰，滴答滴答地走着，仿佛在提醒着某种无形的压力。

周铁生坐在桌后，眉头拧成一个结，手里捏着一份文件，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

他今年四十八岁，从学徒工一路干到车间主任，脸上刻满了岁月的痕迹，但眼神里那股子工人的倔强劲儿从未消退。

此刻他的脸上写满了疲惫，那种疲惫不是身体上的，而是心理上的沉重。

小林，你看看这个。

他把文件往桌上一放，红色的二字在夕阳下刺得人眼睛发酸。

今年的增产任务是百分之二十，可你看看咱们车间的设备，都老成什么样了？

我接过文件快速扫了一遍，心里已经算出了这笔账。

厂部要的是产量提升百分之二十，但车间的几台轧机都是解放前留下的老设备，精度早就跟不上了。

轧辊磨损严重，轴承间隙过大，用这样的设备硬拼产量，不仅效率低下，次品率也会飙升。

更要命的是，上头明确表示没有额外资金用于设备更新，所有的改进都必须自己想办法。

周铁生站起身走到窗边，双手撑在窗台上，看着外面轰鸣作响的车间。

他的背影看起来比平时更加沉重，肩胛骨的位置微微下沉，仿佛整个车间的担子都压在他一个人身上。

我跟厂部反映过设备问题，可上头的意思是能省则省，把有限的钱花在刀刃上。

他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少有的怨气，可什么叫刀刃？

我这车间一百多号人，每天累死累活，产量就是上不去。

设备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话是形容衣服的，可现在这轧机都缝补了多少年了？

我站在原地，脑子里快速转动着。

我知道工龄才一年多的我，按照正常程序根本没有资格参与这种层面的讨论。

但周铁生把我叫到办公室本身就是一种破格的信任，这种信任让我感到一种沉甸甸的责任。

周主任，我斟酌着开口，设备的问题我大概了解一些。

实际上，如果能在工艺参数上做一些调整，可能不需要换设备就能提升一部分效率。

周铁生转过身，眼睛里闪过一丝光芒：哦？

你说说看。

轧辊间隙、轧制速度、加热炉的控温曲线——这些参数还有优化空间。

如果调整得当，成材率应该能提高一到两个百分点。

就在这时，办公室门口传来一声闷哼。

我转头看去，只见孙福全靠在门框上，双手抱在胸前，一脸不以为然的表情。

他是车间里唯一的八级老师傅，在轧钢车间干了大半辈子，对这里的一切了如指掌。

他看我的眼神里带着一种说不清的轻蔑，仿佛在说：又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

周主任，孙福全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质疑，一个工龄才一年多的毛头小子，能有什么资格在这儿讨论工艺问题？

周铁生的脸色沉了下来：老孙，我让小林来是讨论工作的，不是听你泼冷水的。

孙福全闷哼了一声，没有再说什么，但那双眼睛里的不屑越来越浓。

他心里大概在想：等试点失败了，看你还怎么在车间里抬起头。

我没有理会他，继续说道：周主任，具体的方案我需要再琢磨琢磨，明天上午我把详细的建议书交给您。

周铁生点了点头：好，你先去忙吧。

那天晚上，我回到四合院的偏房，关上门，拉紧窗帘，在黑暗中亮起了手机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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