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德山把我叫到保卫科的时候，外面的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十二月初的北京，下午五点多就擦黑了。

轧钢厂的下班铃声响过，工人们三三两两地往厂门口走。

我推着自行车走到半路，被一个同事叫住，说保卫科赵科长找我，让我去一趟。

保卫科在厂区办公楼的二层尽头的拐角处。

我上楼的时候，走廊里空荡荡的，只有头顶的日光灯发出嗡嗡的声音，有些灯泡已经坏了，明暗交替地闪烁着，把墙壁上的标语照得忽明忽暗。

赵德山坐在办公室里等我。

这很不寻常。

赵德山这人，平时总是笑眯眯的，即便是在分析最棘手的敌特线索时，也能保持一种沉稳的冷静。

他的办公室总是整洁有序，桌上摞着的文件像砖头一样码得整整齐齐，墙边的一排铁皮柜子永远锁着，钥匙就挂在他腰间裤腰带上，走起路来叮当响。

但今天不一样。

他坐在办公桌后面，眉头拧成一个疙瘩，手指不停地敲着桌面。

桌上的茶杯已经凉了，烟灰缸里躺着两根新掐灭的烟屁股。

我推门进去的时候，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凝重。

向东，坐。

我坐下来，把自行车钥匙放在桌上。

赵德山没有急着说话，而是起身走到门口，把门关上了。

我注意到他的动作很轻，几乎没有发出声音。

保卫科的门是那种老式的木门，关起来会发出的一声，但他用手护着，慢慢地合上门缝，把那声闷响压到了最低。

这细节让我心里一沉。

赵德山回到座位上，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打开了桌中间的抽屉。

他的动作很慢，像是在刻意控制节奏。

抽屉里放着一叠牛皮纸袋，封口处用红色的绳子绑着。

他解开绳子，从里面抽出一张照片，黑白的，边角有些泛黄。

我们锁定了一个人。

他把照片推到我面前。

我低头看去。

照片上是一个中年男人，四十岁上下，相貌平平，放在人群里根本不起眼。

圆脸，细眼睛，头发有些稀疏，笑起来很和善，眼角会有几道细纹。

穿着普通的棉布衣裳，袖口处打着补丁，照片的背景是一排砖瓦房，看不出具体是什么地方。

周德发。

赵德山的声音压得很低，南锣鼓巷后街杂货铺的老板。

一九五一年从天津迁入北京。

我点点头，等着他继续说。

表面老实本分，口碑不错。

赵德山顿了顿，街坊邻居都说他为人客气，买卖公平，从不缺斤少两。

有事没事还喜欢跟人拉家常，附近的小孩都叫他周大爷。

他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眼神变得锐利起来。

但我们监控了两个月，发现了一些异常。

我从赵德山手里接过那叠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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