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房后面有一间小屋，原来是缫丝厂的办公室，被巧英收拾出来当了账房。

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张床，简陋得不能再简陋。

陆怀瑾坐在椅子上，环顾四周。

“比苏城那边小。”

“刚来，能住就行。”巧英给他倒了杯水，放在桌上。

“怀瑾哥，部队什么时候走？”

“后天。”他端起杯子，喝了一口，“这次休整时间短，补充兵员和弹药就要走。

下一步可能去南京。”

巧英的手指顿了一下。

“南京？”

“嗯。

上海——可能守不住了。”他的声音很低，“我们在前线打了十天，死了很多人。

我一个排的兄弟，活着撤下来的不到一半。”

他放下杯子，低着头。

右手的指节上有伤，结了痂，黑红色的。

“怀瑾哥，”巧英的声音很轻，“你怕吗？”

他抬起头，看着她。

“怕。

但怕也得打。

不打，日本人就打到家里来了。”他顿了顿，“你厂搬到武汉，也不安全。

日本人迟早会打过来。

但能拖一天是一天，能多生产一条军毯、一条止血带，前线的兄弟就少死一个。”

巧英没有说话。

她看着他脸上的伤，看着他手上的痂，看着他眼睛里那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光。

她想说“你别去了”，但说不出口。

“怀瑾哥，你答应我一件事。”

“你说。”

“好好活着。”

陆怀瑾看着她，看了很久。

“好。

我答应你。”

傍晚。

章佩瑜来了。

她是从武昌坐轮渡过来的，穿着一件月白色的旗袍，头发挽成髻，戴着一对珍珠耳环。

五十岁左右，皮肤白净，手指细长，一看就是没干过粗活的人。

她站在厂房门口，没有进去。

“怀瑾。”

陆怀瑾从账房走出来。

“娘，您怎么来了？”

“我不来，你就不去看我了？”章佩瑜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带着一种“我是你娘”的分量，“在武昌待了一天，又跑这儿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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