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不懂。

’我说——‘他们骂的是我的国家。

’她说——‘我知道。

但你一个人，说不过他们。

万一动了手，吃亏的是你。

’”

钟庆堂把搪瓷缸子里的酒喝了一口。

“她哭了一会儿，不哭了。

她说——‘你是中国人也好，日本人也罢，你都是钟庆堂。

’”

刘长河沉默了很久。

“你们后来还有联系吗？”

“有。

我回中国以后，还跟她通过信。

她给我寄过照片，在茶馆门口拍的，穿着和服，笑得很开心。”钟庆堂的声音低了下去，“后来打仗了，信寄不出了。

她的最后一封信，是去年春天收到的。

她说——‘庆堂，我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再见。

但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不管发生什么，你都是。

’”

他把搪瓷缸子里的酒一口干了。

“三年。

我在日本三年。

学到的不只是日语和商科。

我学会了——日本人里也有好人。

和子是好人。

她娘也是好人。”

刘长河放下搪瓷缸子。

“庆堂，你不恨日本人？”

钟庆堂沉默了很久。

“我恨那些拿着枪杀中国人的日本人。

我恨佐藤，恨渡边，恨那些烧了钟家库房的人。

但和子——她不拿枪。

她只是一个端茶的姑娘。”

他站起来，走到红豆架旁边，背对着刘长河。

“但我也知道，再也回不去了。

打仗了。

她是日本人，我是中国人。

她的国家在打我的国家。

我们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写信、聊天、比划着说那些乱七八糟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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