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护士把药房库存表摊开时,纸角沾着碘酒味。
表上列得很细:奎宁片九百六十片,按现有疟疾病人和义诊预留量,只够九天;磺胺粉十八瓶,磺胺片三百二十片,若遇伤口感染,最多撑十天;退热粉尚足,盐糖包还能配一百二十份。
沈梅拿铅笔在“九天”下面划了一道线,铅笔尖断在纸上。
“先停义诊吗?”林绍安问。
屋里安静了一下。
外头走廊有孩子咳嗽,咳得短而急。
沈梅没有立刻回答。
她把病人登记簿翻到当天,疟疾疑似十四人,其中五个是儿童;有两个割胶工伤口化脓,一个矿工高烧。
她说:“义诊不停,剂量重排。
重症先给全量,轻症给三日量,必须复诊。
每一包药写姓名编号,但公开表仍只写病种和人数。”
傅明修看着船务行通知。
通知来自新加坡转运商,写明六箱奎宁、三箱磺胺和两箱纱布已到码头仓库,却被殖民地警务部门要求暂缓放行,理由是“医药用品可能经民间渠道流入山中武装,须待查验”。
没有扣押令编号,也没有查验期限。
“又是待查。”老周低声骂了一句。
沈梅把库存表推到傅明修面前:“纸能逼他们留名,药不能等他们留名。”
傅明修点头:“所以这次不能只写律师信。”
当天夜里,怡保医院后堂亮到很晚。
药房把现存奎宁重新分成三类小包:急症包、儿童包、复诊包。
每包外头贴白纸,写药品编号、剂量、病种代码、发药人和领药人。
沈梅要求护士在药柜里留一格“未发药病例”,谁因为缺药只领到半程疗程,都要单独登记。
“这不是给病人看的。”她说,“这是给将来问责看的。”
第二天,新加坡码头仓库传来更坏的消息。
转运商的伙计被拦在仓库外,仓库管理员只肯隔着铁门递出一张抄件,称药箱须经警务部门和卫生署联合查验。
伙计问查验日期,对方说不知道;问是否可先放纱布和退热粉,对方说同箱同票,不能拆放;问能否由医院派医生到场点验,对方说须等上级许可。
这就是停药令。
它没有用“停药”两个字,也没有盖在医院门上,却比门上的封条更实在。
药箱不动,病人就会一天天等下去;等到发冷、发热、抽搐、伤口发臭,再好的解释也不能退烧。
消息传到大南港,总统府的专案桌上很快多了一叠纸:怡保医院库存表、码头仓库抄件、近两周义诊匿名统计、药品捐赠账、药箱签收样本。
白先义看得很慢,尤其停在“奎宁九日”四个字上。
黄启昌先开口:“《海风》可以发,但不能写成英国断华人活路。
那样痛快,没用。”
许文德说:“三联新加坡站可以查清楚,是警务部门主动卡,还是有人从特别处递话。
码头仓库、卫生署、警署三条线都要摸。”
白先义把库存表放下:“还有美国线。”
屋里几个人都看向他。
朝鲜战事还在烧,美国人的军需、药品、后勤船队正在整个远东找港口、找仓库、找可靠承包商。
华洋一直想把自己从单纯买货的人,变成能提供港口、维修、补给和医疗物资周转的人。
可在马来亚这边,英国人用“山中武装”四个字,把一批治疟疾的药卡住,正好暴露出一个问题:谁能证明华洋和华人医院的药品去向清楚,谁就能在美国医务渠道里多说一句话。
“公开采购走新加坡。”白先义说,“用商业名义再买一批,不经原来的转运商,账目全部公开,箱号、批号、药厂、付款行、收货医院,都列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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