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牧之没有问铁匣里是什么，他送完东西便告辞离去了。

后来他听人说，那铁匣中的旧证被刘子安呈到了朝廷，翻出了一桩牵涉极广的贪墨旧案，当年被冤屈抄家的苦主终于得了清白。

那些事情都与他无关了。

他回到了临安，重新支起他那个小摊，继续替人修笛制箫。

那支遗音笛他一直贴身带着，虽然再也没有吹出过任何声音，但他知道这东西还会再响的——只要还有走投无路的人将未了的话、未了的事托付给了那支笛子。

果然，第二年春天的一个月夜，那支遗音笛再次自鸣了。

这一次从笛中传出的声音比上一回轻柔许多，是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怯怯的，像是怕惊扰了什么人：……柳家巷……井边……那封休书……不是我写的……是他骗我按的手印……我要见他……当面问一句……后面的话便含混了。

沈牧之记下了柳家巷，又仔细辨认那声音中提到的名字——宋子安。

他次日去了柳家巷，向街坊打听宋子安这个人。

一个卖菜的老妇人告诉他，宋子安原是巷中一间杂货铺的少东家，三年前娶了城西的孙家女为妻，不到半年便休了妻，那孙家女被休后投了井，死在了宋家后院的井中。

宋子安后来搬走了，铺子也关了，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沈牧之站在柳家巷中，望着那口已经用石板封死的旧井，心中泛起一阵酸楚。

那女子在笛中说的话——那封休书不是我写的，是他骗我按的手印——分明是一桩被掩盖的骗局。

孙家女被诬陷，被休弃，被逼投了井，而宋子安却拍拍身上的灰尘搬走了，连一句解释都没留下。

沈牧之打听了数月，终于在南边一处小镇上找到了宋子安，他已经改名换姓，开了一间小小的布庄，日子过得安稳。

沈牧之没有当面质问他，只是在他铺子门口放了一封没有署名的信，信中只写了一句：柳家巷井边，有一个人在等你一句话。

那信送出去之后，沈牧之便离开了那个小镇，再也没有回头过。

他不知道宋子安看了那封信之后会怎么做，但他知道那井边的冤魂想要的，不过是一句真话。

他能做的就是把这句话递到该递的人手中，至于那个人接不接、认不认，他已经管不了了。

此后沈牧之依然带着那支遗音笛在临安城中生活，每隔数月，笛子便会在月明之夜自鸣一次，有时是一段急促的笛声，有时只是一声叹息似的长音，有时是一段含混不清的说话声。

他把那些能辨清的记下来，能去查的去查，能替人传的话去传。

那些声音大多来自已故之人，有被诬陷致死的工匠、有被遗弃后病死的孤女、有战乱中失散的兄弟、有临死前没能见上最后一面的母子。

每一桩都轻得像一片落叶，却又沉得压在他心上，让他无法视而不见。

那支笛子像一个沉默的邮差，把那些被永诀截断的话，一份一份地递到了他手中，再由他转寄给活着的人。

最让他动容的一桩旧事，传自一个老士兵的声音。

那天夜里笛声忽然变得激越悲壮，像是有千军万马在旷野上奔跑，随后一个粗犷的男子声音压过笛声，一字一顿地说：襄阳城外，西坡，老槐树下，埋着我兄弟的遗骨。

他是替我挡箭死的，我欠他一条命。

我如今……也要死了。

你若能去替我把他迁回老家，把他娘的那句话带到——娘不怪你，你回来就是那声音说完便断了，笛声也戛然而止。

沈牧之知道襄阳城早已陷落多年，西坡长满了荒草，老槐树不知是否还在。

但他还是去了。

他在襄阳城外西坡的荒草丛中找了整整三日，终于在一棵枯死的老槐树下挖出了一副叠放整齐的骸骨，旁边还压着一面锈蚀的铜牌，牌上刻着一个名字——赵大勇。

他按着那老士兵在笛中所说的地址，将赵大勇的骸骨送回了他的老家，一个淮北的小村子。

赵大勇的母亲早已去世了，但赵家还有侄子活在世上。

那侄子听沈牧之说完来意后，将骸骨重新安葬在了赵家的祖坟中，又替那老士兵立了一块碑，碑上刻着：义士赵大勇，舍命救同袍。

魂兮归来。

沈牧之在赵大勇的坟前站了一会儿，将那支遗音笛凑到唇边吹了一段极短的旋律，没有曲名，只是一句像是回应的话。

那支遗音笛陪着沈牧之从三十二岁走到了五十五岁。

二十年里，他替它传了二十七桩旧话，南下北上，走了不知多少路。

他始终没有用那支笛子去听过任何活着的人的心事，他只替死人传话。

因为他觉得，活着的人还有机会自己开口，而那些已经咽了气的人，再不说就永远没有机会了。

他愿意做那个替他们最后说一次的人。

沈牧之年过半百之后，渐渐有些力不从心了。

他的腿脚不似从前灵便，吹笛时气息也短了许多。

那支遗音笛自鸣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有时半年才响一次，且声音比从前轻了许多，像是笛身中的什么东西也在渐渐枯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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