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远又问那婆娘是不是有个的称呼，老汉摇头道：那就不知道了。

周家的事年头太久了，记不清。

陈文远带着银条回了城，辗转找到了当年处理周家案子的旧档。

他在府衙的档案库中翻了大半天，终于在一卷积满灰尘的旧卷中找到了一页残片，上面写着钱塘县民周大富，因盗取官银入狱，于淳熙二年秋病死于狱中。

卷宗附着一行小字：妻柳氏携三子迁居他处，不知所踪。

陈文远看着那行字，将捡到的银条和梦中那妇人的面容串联在一起——周大富被冤枉偷了官银，死在了狱中，他的妻子柳氏将真正的赃银埋在了窑边的土中，想等风头过去再取，可她带着孩子搬走之后再也没有回来过。

那四根银条是谁偷的？

不是周大富。

周大富被冤死在了狱中，真凶另有其人。

陈文远握着那块黑石，闭上眼再次将掌心贴上去。

这一回他看到的画面更连贯了——还是那间点着油灯的小屋，柳氏坐在灯下，面前摊着一张旧纸，她一边落泪一边在纸上写着什么。

陈文远凑近了看，那纸上写着的是一封告发信，信中提到一个名字——，说宋三偷了官银栽赃我丈夫，我亲眼看见他半夜从窑里抱出一只陶罐，罐口还淌着泥水。

他以为没人看见，可我那天正好起夜，隔着窗子全看见了。

信的末尾写着柳氏自己的名字和画押。

可这封信显然没有送出去。

它被留在了那间小屋中，随着柳氏和孩子的离去，不知散落到了何处。

陈文远连夜赶回柳氏当年的住处——一座早就坍塌了半边的土坯房，在废墟中翻找了大半夜，终于在墙角一堆朽烂的柴草下找到了一卷被虫蛀了大半的旧纸，正是柳氏写的那封告发信。

信纸虽然残破，但关键的内容还能辨认。

那个，会是谁？

陈文远将这个名字牢牢记在心中，又去查了钱塘县当年的旧档，果然在府衙的书吏名册中找到了一个叫的人，全名宋三郎，淳熙二年还在钱塘县衙做差役，周大富案发之后没多久，他便辞了差事，搬去了绍兴府，据说是投奔亲戚去了。

陈文远又在旧档中翻到了当年的证物记录，其中有一项写着银条四根，官印模糊，疑为失窃之官银，已收缴入官。

可那四根银条分明是柳氏埋在了窑边的土中，并没有被官差收缴。

陈文远反复比对了府衙旧档中的证物编号和周大富案卷中记录的数目——卷宗上写的是官银十根，但旧档中实际上只收缴了六根，另外四根被人在中途调了包，银条底部的官印也被磨花了大半。

宋三郎不仅偷了官银，栽赃给了周大富，还在收缴证物时做了手脚，将四根真正的赃银换了出来，埋在窑边的土中，等着风头过去再去取。

而柳氏发现了他的行径，写下了告发信，还没来得及送出去，宋三郎便先下了手，将柳氏母子逼走，周大富也死在了牢中。

陈文远将那封残破的告发信和四根银条、以及他在旧档中查到的证物编号差异整理成了一份完整的状纸，又附上了他在案发村落中访到的几位老邻居的证词，包括那位老人说周老大死前三个月，宋三常来窑上喝酒这样的话。

他没有将状纸投到钱塘县衙，而是绕开了可能会被宋三旧日同僚掩盖的地方，直接送到了临安府衙。

临安知府是个刚直之人，接了状纸后重新调阅了淳熙二年的旧案，发现证物编号确有涂抹改动的痕迹。

又飞檄传讯了如今已经在绍兴做小生意的宋三郎。

宋三郎被押回临安时已经年过半百，见了当年那几根银条和柳氏的告发信后，面如死灰，终于承认了当年偷盗官银、栽赃周大富的全部罪行。

周大富的冤案在沉了将近二十年后，终于被翻了过来。

虽然周大富和柳氏早已不在人世，但朝廷还是追赠了周大富的功名，又拨了一笔抚恤金给周家后人——他们被辗转找到时，已经在别处安了家，柳氏带着三个孩子改名换姓生活了多年，周家老三听说父亲被平反的消息，在异乡的屋檐下跪了整整一夜。

案子了结后，陈文远将那块黑石放在掌心中，最后一次握紧了它。

这一回他等了许久，什么画面也没有浮现。

石头冰凉沉寂，像一块寻常的卵石，再也没有那种心跳般的微震了。

他知道，它该的事情已经全部说完了。

周大富的死、柳氏的冤、那四根被埋在窑边的银条、那封没能送出去的告发信——这块石头替那些死去的和被掩埋的人，把最后一句没有说完的话递到了他手中，如今话递完了，石头便安安静静地睡了。

陈文远将那块黑石放回了当初捡到它的那座废砖窑口，重新覆上了落叶和尘土，像是把一件借来的东西还回了原处。

他在窑口站了一会儿，对着空无一人的荒坡低声说了一句：周大哥，柳嫂子，你们可以安息了。

风从窑口吹出来，将几片枯叶卷向了天空，在午后的日光中翻飞了几下，然后落回了地面。

陈文远转身离开了那座废窑，再也没有回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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