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敬之开始四处打听那老妇和她的儿子的下落。

他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走访了城西的老住户和市集上的老摊贩，终于拼凑出了一个模糊的轮廓——那老妇姓孟，人称孟婆婆，她的儿子名叫孟三郎，从前在城西的一家药铺做伙计。

十多年前，那家药铺出了一桩人命案，一个病人吃了药铺抓的药后中毒身亡，铺子里的赵掌柜将责任全部推给了抓药的伙计孟三郎，说他在药材中掺了假。

孟三郎被下了大狱，没等审结便死在了牢中。

孟婆婆告状无门，卖了房子搬到了城西的破屋中，靠编草鞋为生，逢人便说我儿子是冤枉的，但没有人肯听她说话。

后来她病了，再后来便没了音讯。

许敬之又辗转找到了当年那家药铺的老邻居，一个已经七十多岁的老药工。

老药工听许敬之问起此事，浑浊的眼睛忽然亮了一下，压低了声音说：那桩案子……我也觉得有蹊跷。

赵掌柜那几年进药材的渠道一直不太干净，经常以次充好。

可那批出了人命的药材，偏偏是孟三郎经手的，赵掌柜自己撇得一干二净。

我事后偷偷看过剩下的药材，有些确实不对，但那批货的进货单子不见了，谁也说不清到底是谁换的货。

许敬之又追问那批药材的进货记录有没有备份，老药工想了许久，终于含糊地说：药铺后院的旧账房里有几箱子旧账本，不知还在不在。

赵掌柜后来铺子关了，那些东西也没人管，大概早烂光了。

许敬之当晚便潜入了那座早已荒废的药铺后院。

院中荒草齐腰，账房的木门已经朽烂了一半。

他在堆满灰尘的旧木架中翻了大半夜，终于在一只敞开的铁皮箱底部，摸到了一本被压在底层的旧账册。

账册的封面已经模糊不清了，但翻开来看，里面那一页的日期与孟三郎案发的时间对得上，货物记录显示那批药材是赵掌柜自己经手的一笔进货，货源地、数量、价格都标注得清清楚楚，后面还有赵掌柜亲笔的签名。

许敬之又翻到了后面几页，发现那批药材的售出记录被人用墨涂去了几行，但涂得不彻底，隐约能看出售与城西周家几个字。

他记下了这笔线索，又连夜去查了周家的底细。

周家当年是钱塘县城中一户小有名气的药材商，与赵掌柜的铺子有长期的往来。

许敬之辗转找到了周家如今还健在的一个老账房，旁敲侧击地问起了十几年前那批药材的事。

老账房起初不肯多说，许敬之花了些银钱又陪了好些软话，才从他口中撬出了一句话：那批药……确实是赵掌柜弄来的一批陈货，价钱便宜，但成色差了不止一筹。

周家当时跟赵掌柜有约在先，货到付款，可周家验了货之后不肯要，赵掌柜只好自己想办法出手。

后来那批货换了个名头又进了他自己的铺子，又过了没多久就出了人命案子。

许敬之将所有的线索串联起来——那批药材是赵掌柜自己进的劣质货，周家不肯收之后，他便换了包装混进了自家铺子的常备药材中。

孟三郎只是一个不知情的伙计，按方抓药时拿到的就是那批被换了包装的劣货。

病人吃了药中毒身亡后，赵掌柜为了脱罪，将所有责任推给了孟三郎，又销毁了进货记录和更换包装的证据。

孟三郎冤死狱中，孟婆婆告状无门，含恨而死。

许敬之花了整整半个月的时间，将所有证据整理成了一份详尽的状纸，包括那本旧账册中的进货记录、周家老账房的证词、以及那位老药工对药材异常的旁证。

他将状纸连同账册原件一起送到了临安府衙。

临安知府重新调阅了旧案，又传讯了赵掌柜。

赵掌柜如今已经年过六旬，在城外开了间小杂货铺，被押到堂上时还嘴硬不肯认。

但当周家老账房的证词和那本旧账册摆在他面前时，他终于撑不住了，供认了当年如何以次充好、如何销毁证据、如何嫁祸给孟三郎的全部经过。

孟三郎的冤案在沉了十多年后终于昭雪，虽然人已无法复生，但朝廷追赠了功名，又拨了一笔抚恤金给孟家的后人——孟婆婆早已去世多年，但官府辗转找到了她娘家一个远房的侄孙，将那笔银两交到了他手中。

判决下来的那天夜里，许敬之坐在屋中，再次点燃了那盏铜灯。

这一次他没有添油，灯盏中残存的那层干涸油膏在火苗的灼烧下缓缓融化，泛出一层暗褐色的光泽。

青白色的火苗跳动着，火苗上方的光影中浮现出孟婆婆的面容——她比画面中初见时憔悴了许多，但眉眼间的焦灼和悲戚已经散去了大半，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平静的释然。

她对着火苗这边微微点了一下头，嘴唇翕动了一下，像是说了一句极短的话。

许敬之虽然没有听清，但从她的口型中辨出了三个字：……谢谢了。

然后光影缓缓收敛，青白色的火苗像一朵被风吹灭的花，无声地枯萎下去，灯盏中的残油彻底燃尽了，只剩了一层薄薄的白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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