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身形纤瘦，侧脸的弧度微微低垂，像是在看着手中的什么东西。

程文清的心跳得更厉害了——这面墙上的影子从来就不属于他，它是这个女子的影子在某个遥远的黄昏中被在了墙面上，只等着在同样的光照条件下重新浮现出来，将未了的事递出来。

此后的连续七日，程文清每天黄昏都守在正堂的东墙前。

那提灯女子的影子一天比一天清晰，她除了重复的动作之外，还会在递完灯后缓慢地转身，朝墙上某个方向指去。

第一次指的方向是正堂西南角的地面，程文清在那里翻找了大半日，什么也没有找到。

第二次指的方向稍偏移了些，指向了墙角一块松动的青砖，他撬开青砖，下面只有几块碎瓦片。

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她指向的位置越来越精确，从一片区域缩小到了墙角一处两尺见方的地砖上。

程文清蹲在那个位置，用铁片细细地撬开了那几块青砖，挖了下去。

挖了约莫两尺深时，铁片触到了一只硬物。

他小心翼翼地刨开浮土，露出一只黑漆木匣，匣子上的铜锁已经锈死了大半，但匣体完好。

他捧出木匣，在夕阳的最后一缕余光中打开——里面是一叠泛黄的信纸和一串铜钱，信纸已经有些发脆了，但墨迹依然清晰可辨，开头第一行写着：钱塘县民女沈氏玉娘泣血上告。

程文远就着最后一抹残光，一口气读完了那封信。

沈玉娘在信中写道，她是钱塘县城中人家的女儿，父亲沈文远原是县衙中一个老实本分的书吏。

五年前，县衙发生了一桩库银失窃案，当时负责此案的县丞赵文彬为了结案，随意指认了一个无亲无故的守夜人做替罪羊。

沈文远在整理卷宗时发现证词多处不符，私下查访后找到了真正的窃银者——正是赵文彬本人的内侄。

沈文远写了一封告发信要呈给知府，可信还没有送出，赵文彬便先下了手，以私通盗匪的罪名将沈文远下了大狱，又伪造了卷宗，让沈文远在狱中畏罪自尽。

沈玉娘变卖家产替父亲申冤，却四处碰壁，赵文彬已升了官，盘根错节，无人敢管。

她将父亲当年整理的证据和自己写的状纸藏在这只木匣中埋在了正堂的墙角下，又在一面旧墙上用自己的影子了一个记号，想等日后有人能发现它们。

信的末尾写着：妾已走投无路，不知此信何年何月方能见天日。

若有后人见之，求将此匣送至临安府衙提刑司，替妾父讨还一个清白。

玉娘跪拜。

程文清读完信，坐在正堂的地上，久久没有动弹。

那女子在信中说的在墙上留了一个记号，大约就是那道被她用某种方式在了墙上的影子。

她用自己的影子当作一封信，在墙上等了五年，等到了一个能看见它的人。

程文清将木匣重新封好，那一夜他没有睡，将沈玉娘留下的证据和状纸反反复复地看了数遍，又翻查了自己能找到的所有关于那桩旧案的记录。

五年前的库银失窃案，他在府衙的旧档中果然找到了一个残存的条目，写着钱塘县民沈文远，因私通盗匪、窃取库银，畏罪自尽于狱中。

但他循着沈玉娘留下的证据所指的方向查访，找到了当年被赵文彬罢免的一个老差役，从老差役口中印证了沈玉娘信中的每一个关键细节——赵文彬的内侄确曾出入过库房，那笔银子失窃前后的时间点与内侄的活动时间对得上，而沈文远那封未能送出的告发信中，清清楚楚地写着内侄的名字和那笔银子的去向。

程文清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将所有证据重新整理了一份状纸，附上沈玉娘的原信和父亲沈文远的告发信抄本，亲自送去了临安府衙提刑司。

提刑司接状后重新调阅了旧档，又传讯了赵文彬。

赵文彬此时已经升到了临安府衙的副职，在官场上根基颇深，起初百般抵赖，说那些证据是伪造的。

但当程文清在堂上取出那封亲笔告发信和当年库银进出的旧档副本时，赵文彬的面色终于一寸一寸地塌了下去。

更关键的是，程文清又从城中找到了一个当年替赵文彬内侄搬运银两的脚夫，那脚夫已经做了十几年苦力，但依然记得那夜从赵家后门搬出的几只沉重木箱。

那脚夫被传到堂上做了证，赵文彬终于彻底瓦解，供认了当年盗取库银、嫁祸沈文远、将沈文远逼死狱中的全部罪行。

沈文远的冤案在沉了五年之后终于昭雪，朝廷追赠了他的功名，又拨了一笔抚恤金。

程文清将那块银钱分了一部分给了沈玉娘当年在城中仅剩的一位远房亲戚，剩下的拿去修了城西一座破旧的义学。

判决下来的那天夜里，程文清回到老宅的正堂中，站在那面东墙前等待夕阳。

可是日头落了又落，影子投了又投，那面东墙上只有他自己的影子孤零零地映在墙面上，那道提灯女子的轮廓再也没有出现过。

程文清在墙前站了许久，对着空无一人的正堂轻声说了一句：沈姑娘，你的信送到了。

安心去吧。

墙面上什么也没有发生，只有窗外最后一丝暮光在天际线上缓缓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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