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世蕃致仕之后才发现，一旦没了官职，跟路边一条狗没啥区别！

而且，在嘉平十三年的时候，致仕四年后的严嵩，彻底的倒了。

许多致仕的高官，因为被留在京城居住，而且门生故吏很多，故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朝政。

严嵩刚致仕的时候，还能通过曾经的门生故吏影响圣明的朝政。

但是，在嘉平十三年的一次朝堂博弈中，他被新崛起的派系给边缘化了。

而这个新崛起的派系首脑，就是现在的内阁首辅兼工部尚书沈端，那时的沈端还只是工部尚书兼内阁辅臣。

从那以后，“严嵩”这两个字，从圣明官场上最有分量的招牌，变成了最有毒的忌讳。

招牌变忌讳，中间只差一次站错队。

至于严世蕃，他的所有关系、人脉，以及在官场上积累的资本，都附着在“严嵩”这两个字上。

严嵩倒了，那些东西就像绳子断了的风筝，一瞬间全飘走了。

严世蕃试图挽回，他致仕后的第一年，几乎跑遍了圣明京城里的所有故交，比如那些曾经在严府门庭躬身递名帖的人，那些曾经在酒桌上喊他“小阁老”的人。

他一家一家地敲门，一张一张地递帖，却没有一家开门。

没有人在门里骂他、羞辱他，只是冷漠地不开门。

冷漠比辱骂更让他难受！

致仕后的第二年，严世蕃不去敲门了，他决定进军商界。

圣明的商人，比大明的商人更有势力。

因为圣明不打压商贸，所以商人的社会地位比大明高得多，许多致仕的官员都转入了商界，用早年积累的人脉和资本，做起了生意。

严世蕃觉得自己也能做。

他自诩聪明，会算账，会看人，会找商机。

这些本事在官场上用得着，在商场上也应该用得着。

按理说，聪明是通用货币，可惜圣明商界不收这种币。

圣明的商人不怕官员，但很怕“倒了台的官员”。

因为“倒了台的官员”意味着没有靠山，随时可能被牵连。

跟这样的人做生意，等于是找了一个潜在的麻烦。

严世蕃找了几十个商人，谈了十几笔生意，没有一笔谈成。

尽管他的方案很精妙，可是对方一听“严世蕃”三个字，脸上的笑容就变了味道。

从热情变成客气，从客气变成敷衍，从敷衍变成“改天再说”。

“改天再说”在圣明商界相当于最体面的拒绝，毕竟日历上有“昨天、今天、明天”，唯独没有“改天”。

致仕第三年，严世蕃不再找商人了。

他开始躺平，整日待在开平坊的旧宅里，每天做的事只有三样：吃饭、睡觉、嗑瓜子。

这三样也有共同点，消耗时间，不产生权力。

直到有一天，开平坊东巷的学堂缺了一个教《论语》的先生，坊长找到了他，说道：“严先生，您是进士出身，又做过高官，是有大学问的。

我们这私塾蒙学堂的孩子，正缺一位先生。

束修不多，但……”

严世蕃闻言，沉默了很久，然后点了点头道：“行。”

蒙学堂在开平坊东巷的尽头，三间旧瓦房，二十几个学生，年纪从七岁到十岁不等。

束修是每月三两银子，不够他以前一顿饭钱，但足够他买米了，毕竟他的儿孙们都自立门户了，谁也不能天天来伺候他跟他爹这两个老家伙。

他爹七十岁致仕，所以只能领五年的恩恤钱粮，现在这个家全靠他撑着。

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从一顿饭到一袋米，中间只差一个致仕。

严世蕃教书，教的是《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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