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了。”范仲淹说，“但他们还会来。

我们守得住一年，守不住十年。

要打，打到他们不敢来。

打不动，就和。

和了，再打。

打打和和，和和打打。

打到两边都不想打了，就太平了。”

他转身走下城墙。

走到一半，停下来，对副将说了一句：“把战死的士兵名字记下来。

一个都不能少。”

副将问：“记下来做什么？”

“记下来，我写给他们家里。

告诉他们，他们的儿子、丈夫、父亲，不是白死的。”

画面又转了。

庆历三年，汴京。

范仲淹五十四岁，穿着紫色的官袍，站在朝堂上。

他手里拿着一份奏折——《答手诏条陈十事》。

这是他写了好几个月的折子，厚厚一沓，每一个字都想了很多遍。

他念给宋仁宗听。

“陛下，臣请：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

十条。

一条一条做，做十年，天下可治。”

仁宗坐在龙椅上，手里没有拿奏折，但他在听。

他听得很认真，眉头皱着，不是不高兴，是在想。

想这些事做起来，会得罪多少人。

“范仲淹，你知道你这些折子写出去，多少人会骂你吗？”

“臣知道。”

“你不怕？”

“臣怕。

但怕也得写。

写了，也许有人听。

不写，没人听。”他把奏折放在仁宗面前的案上，“陛下，您看。

看完了，烧了也行。

但您得看。”

仁宗看了他一眼，拿起奏折，翻开第一页。

他看了很久。

看完，合上。

“朕准了。”

范仲淹跪下。

“陛下圣明。”

他没有笑。

他知道，准了只是开始。

做不做得到，不是皇帝说了算，是那些被得罪的人说了算。

他们会骂他，会弹劾他，会找他的错处。

他不怕。

他怕的是，做了之后，天下没有变好，反而更乱了。

庆历新政推行了一年多。

他太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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