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发生在我十四岁那年的暑假，地点是赣南一个叫石坑的村子。

我姥姥家就在那里，四面环山，天一黑整个村子就沉进一片浓稠的黑暗里，只有几声狗叫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像闷在水底的气泡。

那年我爸妈要去外地办事，把我往姥姥家一丢就是二十天。

我百无聊赖，白天还能在田埂上瞎跑，一到晚上就只剩坐在堂屋里对着电视机发呆这一个选项。

姥姥家的电视机还是那种大屁股的老款，信号奇差，屏幕上永远飘着一层雪花。

姥姥摇着蒲扇坐在门槛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跟我说话。

山里凉得早，七八点钟风就从山坳里灌下来，带着一股潮湿的草木腐败的气味。

那股味道很特别，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腐烂的竹叶混合着山溪水汽的味道，而那个味道，此后很多年都会让我条件反射般地想起那个夜晚。

事情的起因是村里有人办白事。

那天傍晚我刚从河里摸完鱼回来，就看见村尾方向冒起了浓烟，灰白色的烟柱直直地戳在天上，在暮色里格外扎眼。

我问姥姥怎么了，她站在院门口朝那个方向望了一眼，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晚饭吃什么：“老陈走了，他们家在烧铺。”

“烧铺”是我们那边的丧葬习俗，人死后要把死者生前用过的被褥、衣物、草席之类的东西堆在村口的路边一把火烧掉，意思是送他去阴间路上有铺盖用。

火焰蹿得老高的时候，远远看去像是整个村子都在燃烧。

空气中飘来一股焦糊味，混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油脂气息，让人胃里一阵翻搅。

我捏着鼻子说好臭，姥姥拉了我一把，把我拽进屋，随手关上了门：“今晚别出门，听到什么声音也别出去看。”

我当时没当回事，以为就是老年人忌讳多。

姥姥说完就去了厨房忙活，我抱着遥控器继续看那台满是雪花的电视机。

可那天晚上注定不会太平。

大概九点半左右，我听到外面有人在哭。

声音拖得又长又细，像一根丝线从黑暗里被慢慢抽出来，时断时续，却始终不散。

姥姥放下手里的针线活，侧着耳朵听了一会儿，脸色变了。

她快步走到门边，把门闩又加了一道，然后从灶台上抓了一把草木灰，沿着门槛撒了一条线。

“外面在哭丧，有女人在哭丧。”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压得很低，我从来没见过她那个样子——我姥姥这个人，胆子大得出了名，村里杀猪她都能站旁边看着面不改色，可那一刻她的手指在发抖。

我说哭丧不是很正常吗，老陈死了肯定有人哭啊。

姥姥没回答我，只是把我往卧室推，让我赶紧睡觉。

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那哭声隔着墙传进来，变得闷闷的，像是有人把嘴贴在你耳朵边上哼。

听着听着我就觉得不对劲了——这哭声一直在移动。

开始好像在村口的方向，后来慢慢近了，再后来我感觉它就在院墙外面，好像有一个女人正蹲在我家墙根底下，贴着墙皮在哭。

哭声里还夹杂着一些含混不清的词，我使劲听，隐约分辨出几个字：“冷……好冷……被子……”

我吓得把头蒙进被子里，后背全是冷汗。

山里的夜风从窗缝里挤进来，吹得墙上的年画哗哗作响，那声音和外面的哭声搅在一起，像是有人在用指甲刮墙皮。

不知道过了多久，哭声终于停了，我在极度的恐惧和疲惫中迷迷糊糊睡了过去。

第二天一早醒来，我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院子里去看。

阳光明晃晃地照着，昨晚的一切像是做了个梦。

但姥姥蹲在院墙外面，正盯着地上的什么东西看。

我凑过去，看见墙根的泥土上有一排手印——很小，像小孩子的手，又像是女人的手，深深浅浅地印在潮湿的泥土上，五根手指的痕迹清清楚楚。

手印沿着墙根排出去，到了路口就消失了，像是那个“人”走到那里就凭空蒸发了。

我蹲下去用手比了比，那手印比我的手掌小一圈，指节很细，指甲的位置在泥土里留下了一个个弯弯的小坑。

“没事，可能是野猫。”姥姥说，但她用脚把那排手印全部抹平了，动作很快，像是怕我看到什么别的东西。

白天的村子一切正常，老陈家的灵堂搭起来了，唢呐吹得震天响，人来人往地吊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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