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哲——开门——”
还是那个声音,这次带了点央求的语气,更像我妈了。
我眼泪都出来了,浑身止不住地抖,可我咬着被子死活不吭声。
床板因为我身体的颤抖发出了细微的吱呀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
过了大概几分钟——也可能只有十几秒,但那段时间漫长得像是过了一辈子——敲窗声终于停了。
我听到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墙根下爬动,指甲刮过泥土和石头的声响,慢慢远了,远了,最后消失在夜色里。
我一夜没合眼,就这么握着剪刀,盯着窗户,直到天光从山的那一头泛起来,鸡叫了第一声,我才像被抽空了所有力气一样瘫在床上。
汗水把床单都浸湿了一大片,粘在背上冰凉冰凉的。
天亮之后我跑到院子里看,窗户下面的泥地上,除了拖鞋印,还多了一排和我那晚看到的一模一样的手印。
这次手印更多,密密麻麻地绕着房子排了一圈,像是有个人在我家墙根下面来来回回走了整整一夜。
有些手印甚至重叠在一起,深深浅浅地覆盖着,看得出它走了不止一圈。
手印的大小和方向甚至有些不太一样——有的向左,有的向右,像是那个东西有时正着走,有时倒着走。
姥姥站在我身后,沉默了很久。
她脸上的表情很奇怪,不是害怕,更像是一种疲惫和无奈。
半晌她说了一句:“老陈走了之后,没人给她烧寒衣。”
我这才知道,按照我们那边的规矩,人死后的第七天要烧寒衣——纸做的衣服、被子之类的东西,让死者在下面不受冻。
陈婶死后,老陈还没来得及烧就跟着走了,等于陈婶在底下一直是“光着”的,没有铺盖,没有衣服,冷得受不了。
所以她一直在找人,找不到老陈,就来找活着的人,找到我家来了。
“她没恶意,”姥姥叹了口气,“就是太冷了,想要一床被子。”
这话听着让人又害怕又心酸。
可我当时实在没心情去体谅一个鬼魂的冷暖,我只知道那天晚上我差点被吓掉半条命。
当天下午我就用姥姥家的座机给我妈打了电话,哭着喊着让她来接我。
我妈以为我在乡下待腻了,在电话里还笑了我几句,说大小伙子怎么这么没出息。
后来我提前结束了那个暑假,坐班车回了城里。
走的时候姥姥往我包里塞了一把桃木梳子,说是辟邪的。
那把梳子我一直留着,虽然再没遇到过什么怪事,但那两个晚上的记忆,像刻在骨头里一样,怎么也抹不掉。
到现在我偶尔做噩梦,还会梦到那个声音,在窗外一声一声地叫我——阿哲,阿哲。
在梦里我每次都差点答应,每次都在张嘴的瞬间惊醒过来,满头大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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