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互不相识，也还不知道三十多年后他们的孩子会在同一间教室里相遇。

但时间已经把这两条线放在了同一条轨道上，只等着它们慢慢靠近。

我把笔换到左手，右手伸过去，在“1955”那个数字外面画了一个圈。

圈画得很慢。

笔尖从“1”的左上方出发，绕过“9”的顶部，穿过第一个“5”的弧线，再绕过第二个“5”的弯折，首尾相接。

画完的时候，那个圈的墨迹在最后一个“5”的收笔上和我最初写的数字叠在了一起。

圈是双层的。

第一层淡，第二层描重了。

描完第二层的时候，笔尖抬起来，停在纸面上方大约一厘米处。

没有再落下去。

我把笔放回笔筒，右手摊开，掌心朝上搁在桌面上。

掌心里没有东西。

但那个圈已经在纸面上了，墨迹正在干透。

我重新拿起笔，接着往下画。

1978年改革开放，1989年柏林墙倒塌，1991年苏联解体，1997年香港回归……

画到1997的时候，笔尖划过纸面的速度忽然慢了半拍。

7月1日，香港回归。

那晚上百人在操场上仰着头看大屏幕上的烟花，晓晓站在我旁边。

她刚把齐肩短发剪短不到一年，发尾的内扣弧度在灯光里泛着暖金色。

她的手在我手心里，一直在抖。

我在“1997”旁边写：“彩灯。

和她的手。”

然后放下笔。

纸面上的时间线到此为止，最后一个刻度是1997。

纸面右侧还有一大片空白，足够再画几十年的刻度——1998、1999、2000，一直延伸到更远的地方。

但我没有画。

那些年份还没到，线还没有走到那里，我不能替时间提前把刻度标好。

我靠在椅背上，重新看了一遍这张纸。

从1640年开始，每十年一个刻度，一直延伸到纸的右端。

全世界的大事被压成一个个小而精准的数字，像一排被钉在纸面上的鞋印。

每一个都代表一个具体的坐标。

脚下踩着它，往前看就是方向了。

我的目光在纸面上缓缓移动，最后停在1955那个双圈上。

圈不大，比旁边的数字大一圈，不仔细看看不出是双层的。

圈里面那两笔描得比外面重，像是在确认什么，又像是在说：这个位置，我记住了。

傍晚，天色暗下来之前，我拿着那张时间轴走到院子里，把它摊平在藤萝架下的石桌上。

风从沙河方向吹过来，把纸面的边缘掀起来又压下去。

我用手指按住四角，低头看了很久。

豆荚还挂着，颜色比上周又深了一些，深到发褐。

最东边那一串豆荚的尖端微微裂开了一道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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