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6月，轧钢厂。

入夏以来，车间里的温度一天比一天高。

机床运转时散发的热量，加上厂房顶上的铁皮被太阳晒得发烫，整个车间像个大蒸笼。

工人们赤着膊，脖子上搭着湿毛巾，手里的活却一点没慢。

这天上午，广播喇叭里突然响起了车间主任老周的声音：全厂职工请注意，下午两点，大礼堂召开全厂大会，不得缺席。

喇叭里的电流声滋滋响了几声，然后归于沉寂。

车间里的人们面面相觑，互相交换着眼色。

有人小声嘀咕：啥事啊？

这么大阵仗？

老孙放下手里的锉刀，用毛巾擦了把汗：估计是好事。

要是坏事，老周那嗓门早就吼起来了。

我低头继续干活，心里也犯嘀咕。

全厂大会，不是常有的事。

一般只有重大消息——要么是表彰，要么是处分，要么是政策传达。

下午两点，大礼堂里坐满了人。

乌压压一片，几千号工人挤在木头长凳上，扇蒲扇的、擦汗的、交头接耳的，嗡嗡声像是夏夜里的一窝蜂。

我找了个靠中间的位置坐下，旁边是老孙和锻工组的几个师傅。

老周站在主席台上，手里捏着一份文件。

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风纪扣系得严严实实，额头上一层油汗。

他清了清嗓子，对着话筒了两声，确认声音正常，然后开口了。

同志们，今天传达一个重要通知。

礼堂里安静下来，几千双眼睛盯着他。

从7月份开始，老周顿了顿，嘴角往上翘了翘，全厂工人工资，上调百分之十。

话音刚落，礼堂里的一声炸开了锅。

真的假的？

百分之十？

我一个月三十五，那就是多三块五啊！

三块五！

够买多少棒子面了！

老孙一把攥住我的胳膊，手劲儿大得生疼：向东！

听见没？

涨工资了！

我坐在那儿，心里头像是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

百分之十。

我一个月工资是三十五块，上调百分之十，就是多拿三块五毛钱。

三块五，在这个年月，能买五斤多玉米面，或者一斤多猪肉，或者十几斤白菜。

对于一个三口之家来说，这三块五，意味着月底那两天不用再数着米粒下锅了。

老周摆摆手，示意大家安静：还有——八字方针继续执行。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国家会继续调整经济政策，让咱们的生活好起来。

困难的时期正在慢慢过去，大家要有信心！

他说完，带头鼓起掌来。

台下掌声雷动，像是雷鸣，在大礼堂的穹顶下回荡。

有人拍着大腿，有人抹着眼角，有人站起来，脖子伸得老长，想看得更清楚些。

我也鼓掌，掌心拍得发红，发疼。

心里头不是单纯的喜悦，是一种复杂得说不清的味道——像是苦药片外头的糖衣终于化了，里头那点真苦还在，但好歹能咽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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