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2月，立春。

节气这东西，在老北京人的心里比日历还准。

立春一到，四合院的灰瓦墙根下就悄悄起了变化——不是那种一眼能看见的，是得细瞧、得耐着性子等的变化。

后院的垂柳最先耐不住。

枝桠子还是枯的，可你若凑近了看，枝节处已经鼓起一粒粒暗红的小芽苞，像婴儿攥紧的拳头，里头藏着整一整个春天。

墙根底下那几丛去年没人管的野草，这会儿也绿得不管不顾，从砖缝里探出头来，嫩得能掐出水。

天还是冷，风刮在脸上刀子似的，可你仔细闻，风里已经有了不一样的味道——土味松快了，带了潮气，那是地底下的阳气在往上拱。

娄晓娥的预产期在三月，算着日子，也就二十来天了。

她的肚子已经大得惊人，像扣了一口小锅在腰上，走路得扶着墙一步一步挪，夜里翻个身都得我搭把手。

我让她别去上班了，她还不乐意，说厂里的账目离不开她。

后来还是她爹娄半城发了话，她才勉强请了假。

从那以后，我的作息就变了——天不亮爬起来，捅开煤球炉给她熬小米粥，等她喝了粥、吃了鸡蛋，我再蹬上自行车往轧钢厂赶。

晚上回来，绕道去菜市场转转，看有没有收摊前剩下的菜帮子、烂萝卜，捡回来洗洗切切，又是一顿。

日子简单，可每一分钟都填得满满当当，看着她把粥喝完，额头上冒出细汗，我就觉得踏实。

工厂的气氛也在慢慢变。

这种变不是大张旗鼓的，是像春水化冻一样，从细枝末节里渗出来的。

2月中旬的一天，我在食堂打饭，大师傅老刘给我舀粥的时候，勺子沉了沉。

他压低声音，像是在说什么机密：小林，吃着没？

最近的窝头，个头见长了啊。

粥也稠了，勺子能立住了。

我咬了一口手里的窝头，确实是。

往常那个窝头，拳头大小，捏一捏就瘪成饼，吃进肚子里像吞了团空气。

今天的这个，实打实的，玉米面的甜味在嘴里化开。

这就是信号，比广播里的社论、比报纸上的头条都准。

最难的那三年，眼看着是要到头了。

我端着饭盒往外走，食堂里蒸汽缭绕，工人们的说话声比往常也高了些，有人甚至开起了玩笑。

我坐在车间角落把窝头吃完，连碗底的粥渣都舔干净了，然后点上一根烟。

天，还是要亮的。

2月末的礼拜天，我在后院收拾菜窖。

菜窖是去年秋天挖的，半人多深，里头码着白菜、萝卜，是我们一冬天的命根子。

掀开窖口的木板，一股潮气扑上来。

我顺着梯子下去，把白菜一棵棵搬出来检查。

摸着摸着，心里一紧——有几棵白菜的根须处已经冒出了细长的薹条，白白嫩嫩的，像豆芽似的往上窜。

白菜抽薹，这是要开花的兆头，一旦开了花，菜心就老了，纤维粗得像麻，没法吃。

我不敢耽搁，把抽薹的白菜全拔出来，又挑了几棵好的备用。

搬回屋里，娄晓娥坐在炕上，挺着肚子帮我择。

都抽薹了？

嗯，地窖里太暖和，它们以为是春天了。

我找来那口大瓦缸，把白菜一层层码进去，撒盐，压实。

娄晓娥要帮忙，我让她坐着指挥就行。
本章未完，请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