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9月，四合院后院。

九月的风，和五月的风不一样。

五月的风是软的，带着潮气，像是婴儿的手，抚摸你的脸。

九月的风是爽的，带了凉意，从领口、袖口钻进来，吹得人一激灵，然后浑身舒坦。

我站在后院那棵老槐树下，看着满院的金黄。

槐树叶子开始泛黄，边缘卷了边，风一吹，就簌簌地往下落，铺在地上，像是一层薄薄的金箔。

墙根底下的野草也褪了绿，结了籽，穗子沉甸甸的，弯着腰。

天空高得吓人，蓝得透明，几缕白云被风扯成丝，挂在天边，像是被谁随手丢在那儿的。

这是1961年的秋天。

我穿越到这个时代以来的第八个秋天。

我站在树下，手里无意识地摩挲着口袋里的那部旧手机。

屏幕上的数字安静显示：29%。

电量稳定，够用。

但我已经很少打开它了。

不是不想，是不需要。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种菜、上班、照顾娄晓娥和林晓晓，每一分钟都被填得满满当当，哪还有时间对着一块发光的屏幕发呆？

可每年秋天，我还是会摸一摸它。

像是摸一个老朋友的手，确认他还在，还在陪我。

1953年的秋天，我从2024年的机床事故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这座四合院的偏房里。

那年我22岁，浑身是伤，连话都不会说——不是不会，是不知道该怎么说，怕一开口就露了馅。

是娄晓娥的爹，娄半城，找人把我送进了医院，又把我接回来。

那时候的后院，荒凉得不像话，野草比人高，墙角堆着断砖碎瓦，瓦罐里积着雨水，生了青苔。

1958年的秋天，我和娄晓娥结了婚。

那天的天也是这么蓝，蓝得像是能滴出水来。

她穿着一身红棉袄，盖头掀起来的时候，我看见她的脸，红扑扑的，眼睛亮得像两颗星星。

她爹送了我们这间后院的小屋，十几平米，一床一桌一柜，就是我们的全部家当。

1959年的秋天，三年困难时期开始了。

我还记得那年的秋收，粮食减产，公社食堂的粥稀得能照见人影。

院子里的人开始饿肚子，先是饿得发慌，然后是饿得浮肿，最后是饿得麻木。

1960年的秋天，是最难熬的。

地里收不上粮食，树皮被人剥光了，野菜挖绝了，有人开始吃草根、吃土。

四合院里，孩子们的哭声少了——不是不哭了，是哭不动了。

可现在，1961年的秋天，终于好起来了。

风从树梢吹过，带来远处炒菜的油烟味。

有人在喊孩子回家吃饭，声音在胡同里回荡。

后院的菜园子里，白菜已经卷了心，萝卜露出了半截红皮，豆角架子还没拆，挂着最后一茬老豆角，皮皱皱的，留作种子。

一切的一切，都在告诉我：最难的时候，过去了。

林晓晓已经半岁了。

这半年，她长得像是被施了魔法。

刚出生时皱巴巴的小脸，现在圆了起来，白里透红，像个熟透的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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