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3月，轧钢厂。

三月的北京，风还带着凉意，但阳光已经不一样了。

不再是冬天那种惨白的光，而是带着点暖意的金黄色，照在身上，能透过棉袄，感觉到一点点温。

厂门口的柳树开始泛青，枝条软了，芽苞鼓了起来，像是一粒粒绿色的珍珠串在枝条上。

工人们进厂的时候，都会抬头看一眼，然后互相交换个眼神——春天来了，又是一年。

这天上午，广播喇叭里响起了老周的声音。

他的嗓子哑得像破风箱，但音调比往年高了不少：全厂职工请注意，上午十点，大礼堂召开全厂大会，不得缺席。

车间里的人们面面相觑。

大礼堂，又是全厂大会。

去年那次大会，涨了工资，调了定量。

今年呢？

我放下手里的扳手，用围裙擦了擦手。

旁边的老孙凑过来，压低声音：小林，猜是什么好事？

猜不着。

我猜，又是涨工资。

他咧嘴，露出被烟熏黄的牙，你等着瞧。

十点，大礼堂里坐满了人。

几千号工人挤在木头长凳上，空气里弥漫着机油味和旱烟味。

老周站在主席台上，手里捏着一份红头文件，风纪扣敞着，露出里头洗得发白的毛衣领。

同志们，他清了清嗓子，传达一个重要通知。

全场安静。

从4月份开始，老周顿了顿，嘴角往上翘了翘，全厂工人工资，再次上调百分之十五。

同时——

他故意拖长了音，吊大家的胃口。

同时，粮食定量标准，从二十八斤调到三十斤。

礼堂里的一声，炸开了锅。

三十斤！

又涨工资又涨定量！

这日子是真的好起来了！

我坐在那儿，心里算了笔账。

百分之十五的工资上调，我一个月能多拿五块多。

定量从二十八斤到三十斤，多了两斤。

两斤粮食，够一个成年人吃三天。

加上副食品供应跟上，这两斤粮省出来的粮票，还能换点别的东西——鸡蛋、豆腐、甚至偶尔买点肉。

对于一家三口的家庭来说，这意味着月底再也不用数着米粒下锅了。

意味着可以隔几天炒一盘鸡蛋，可以炖一锅带肉星的白菜汤，可以给林晓晓每天加一个鸡蛋。

老周摆摆手，示意大家安静：八字方针继续执行，经济恢复在稳步推进。

国家有困难的时候，咱们一起扛过来了。

现在日子好起来了，大家更要好好干，把生产搞上去！

他说完，带头鼓掌。

台下掌声雷动，像是雷鸣，在大礼堂的穹顶下回荡。

有人拍红了掌心，有人抹着眼角，有人站起来，脖子伸得老长。

我也鼓掌。

掌声在耳边轰鸣，心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慨。

三年。

整整三年困难时期。

从1959年到1962年，粮食减产、浮肿病、饿肚子、死人。

那时候，定量从三十二斤降到二十八斤，再到二十五斤。

食堂的粥从稠变稀，从稀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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