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6月，四合院后院。

6月的一天，傍晚。

我刚从厂里下班回来，自行车还没支稳，就看见阎埠贵从垂花门那边快步走过来。

他今天没端着那个标志性的搪瓷缸子，两手空着，脚步却比平时快，像是有什么急事。

他走到我身边，左右瞅了瞅，确认周围没人，才压低声音，用一种神秘兮兮的口气说：

向东，我打听到一个消息。

我支好自行车，摘下帽子，在裤腿上拍了拍灰：什么消息，三大爷，您这么神神秘秘的？

关于农村政策调整的。

他的声音压得更低，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听说，上面要允许农民搞小规模的自由种植了。

我心里一动。

自由种植。

这个词，在我前世的历史知识里，对应的是1960年代初期的一系列农村调整政策——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

虽然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个词是敏感的，后来还被批判为资本主义尾巴，但在1962年，它确实是国家为恢复农村经济而采取的实际措施。

允许农民在自留地上自由种植，产品可以在自由市场上出售，这在当时，是对僵化的人民公社体制的一种灵活调整。

虽然不是真正的包产到户，但允许农民自由种植，已经是巨大的进步了。

这意味着农民有了自主权，可以种自己想种的东西，可以把自己种的东西拿出去卖，可以挣一点属于自己的钱。

这种自主权，对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消息可靠吗？

我问。

应该可靠。

阎埠贵点点头，眼镜片后的眼睛闪着光，我有个亲戚在农业部工作，他说的。

文件已经起草了，就等领导批。

什么时候实行？

不知道。

他摇摇头，可能下半年，可能明年。

这种事儿，谁也说不准。

我又听到了。

但不管怎样，这是一个好信号。

风起于青萍之末，政策的调整，往往就是从这些、、开始的。

等文件正式下来，已经是木已成舟的事了。

现在听到的这些风声，就是最早的迹象。

三大爷，我说，这消息，您跟谁说过？

就跟你说了。

阎埠贵正色道，这种事，不能乱传。

我就是想着，你在厂里也接触些人，万一有什么消息，咱们互通有无。

我点点头。

阎埠贵这人，精明是精明，但大事上不缺分寸。

他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他今天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既是示好，也是结盟——在这个变幻莫测的时代，消息就是资源，谁先知道，谁就能占一步先机。

行，我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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