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下午下来，我发现自己被问话的次数明显少了，被关注的程度也明显降低了。

大家还是忙各自的事情，没有谁特别注意我。

那种被窥视的感觉虽然还在，但至少没有加剧。

然而，有一件事让我心里始终无法平静。

傍晚下班的时候，我收拾好工具，正准备出门，忽然感觉到右手虎口处传来一阵微微的刺痛。

我低头看了看，那道浅疤——两年前被碎玻璃划伤留下的痕迹——在夕阳的余晖中泛着淡淡的红。

这道疤是我重生之前就有的，还是重生之后才有的？

我记不清了。

我只知道，每当我心里紧张、焦虑、感到危险的时候，它就会隐隐发烫，像是在提醒我什么。

我握紧了拳头，感受着那道疤传来的微微热度。

外头的天已经暗下来了，车间里的机器都停了，只剩下几个值班的工人在到处检查。

我站起身，推着自行车往外走。

经过厂门口的时候，我看见周德发站在斜对面的路灯底下。

他还是那副看街景的样子，手里摇着蒲扇，神情悠闲。

可我知道，他的余光一直在注意着这边。

我没有看他。

只是像往常一样，骑着车进了胡同，拐进了四合院那条窄巷。

巷子里的路灯坏了一盏，影影绰绰的，我的自行车轮子压过地上的落叶，发出嚓嚓的声响。

回到偏房，我坐在窗边，看着外头渐渐亮起来的灯火。

傻柱家传来炒菜的声音，油烟味儿隔着窗户飘进来，带着一股子烟火气。

远处有人在喊孩子回家吃饭，声音拖得老长。

这就是1954年的北京城，这就是南锣鼓巷这个老四合院。

表面上一切如常，街坊邻居们该干嘛干嘛，日复一日地过着平淡的日子。

可谁知道这平静的水面底下，藏着多少暗流？

周德发的眼睛，我到现在都记得。

那是一种很特别的眼神——不是敌意，不是警惕，而是一种漫不经心的审视，像是在观察一只关在笼子里的动物，看它什么时候会露出破绽。

我不知道他是谁，不知道他背后是谁，更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动手。

但我知道一件事：在这场看不见的博弈里，我必须赢。

要赢，靠的不是聪明，不是技术，甚至不是运气，而是耐心。

天彻底黑下来了。

我拉上窗帘，躺在床板上，盯着天花板上斑驳的影子。

外头传来蛐蛐儿的叫声，此起彼伏的，像是某种古老的催眠曲。

我闭上眼睛，告诉自己：睡吧。

明天还有明天的戏要演。

虎口那道浅疤，在黑暗中悄悄褪去了热度。

但我知道，它随时会再亮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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