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2月初，红星轧钢厂的技术科里气氛微妙。

那天上午，厂部送来了一份通知。

苏联大使馆来函，伊万诺夫教授因“工作需要”即将调回莫斯科。

名义上是正常轮换。

但时间点很微妙——就在我的本土化方案刚刚通过审核之后。

周铁生看着通知，眉头皱了一下。

他把通知递给我，让我看。

“伊万诺夫这时候走……”他欲言又止。

我没说话，但心里明白。

中苏蜜月期，可能真的要结束了。

伊万诺夫是苏联派来的轧钢专家，在红星轧钢厂工作了三年。

他的技术过硬，态度严谨，是个真正的科学家。

但他也是苏联人，他的立场和祖国的立场是一致的。

我的本土化方案取代了他主导的苏联方案。

技术上，他输了。

所以他走了。

但这不是他的错。

是时代的错。

“林向东，”周铁生忽然开口，“你怎么看？”

我沉默片刻，说：“他的方案被我的替代了。

技术上，他输了。”

周铁生看了我一眼：“所以他走了？”

“所以他走了。”我说，“但这不影响我对他的评价。

他是个合格的科学家。”

周铁生叹了口气：“是啊。

合格的科学家。

但科学家也要服从国家需要。”

他没有再说下去。

但我明白他的意思。

伊万诺夫的离开，不是因为他输了，而是因为中苏关系开始出现裂痕。

苏联专家陆续撤离，这是大趋势，不是个人能力能改变的。

我心里有些沉重。

不是为伊万诺夫的离开，而是为这个时代。

1956年，中苏关系的转折点。

我正在亲眼见证历史。

伊万诺夫的技术交接报告定在2月中旬的某一天，地点在技术科报告厅。

那天上午，全厂主要技术干部都到了。

我坐在第三排，看着伊万诺夫站在讲台上。

他穿着一身深色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表情严肃而专业。

和以前一样，他又戴了那副圆框眼镜，显得格外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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