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月下旬，宋云澜在旅馆里等了三天。

这三天里他什么也没做，每天上午出门，沿霞飞路走到巨鹿路，再从善钟路绕回来，像任何一个刚到上海的布商那样认街认巷、看行情问物价。

他进过三家布庄、两家染料铺，在每家都磨足了半个时辰，问价、翻料、嫌贵、走人。

第三天下午他在“大东亚洋行”隔壁的杂货铺买了一包针线，付钱时偏了一下头，透过杂货铺后窗望见洋行杂物间的窗户，那窗上糊着旧报纸，报纸边角卷起，露出里面一层灰蒙蒙的玻璃。

他记住位置之后，把针线揣进口袋，沿原路回了旅馆。

当晚天井里有人涮洗拖把，水声哗啦响了一阵，又恢复安静。

他躺下来，听见隔壁屋的咳嗽声比前两夜轻了一些，像是那人的病在慢慢好转，也像是在替他将路又让出来了一寸。

第四天入夜后起了雾。

宋云澜站在窗边往外看，巷子里那些平时依稀可辨的轮廓——墙头、檐角、电线杆——全被白茫茫的水汽吞没了，只剩下近处窗棂的木纹还勉强看得清线条。

他吹了灯，在黑暗里又站了一会儿，等眼睛适应了窗外的灰白，才摸黑穿好棉袍，将那三幅《芥子园画谱》压在被褥底下，推开房门下了楼。

他走的是旅馆后门，一道极窄的过道，绕过堆煤的角落，从一段矮墙翻出去，落进一条更窄的巷子。

落地的声音被雾吸走了，连个回响都没有留下。

霞飞路后巷的铁皮门虚掩着，留了一条一指宽的缝。

宋云澜侧身挤进去，门板在身后合拢时几乎没有发出声响。

货栈里一片漆黑，只有高处一扇小天窗漏进一线极其稀薄的微光，那光被雾气滤过，落到地面时只剩一层若有若无的灰影子。

宋云澜站在原地没有动，先让自己在黑暗里定了定神，耳朵捕捉着周围的动静——货栈深处很静，静到能听见木架上的灰尘在天窗那一点微光里慢慢沉降的声音。

片刻之后，隔着一堵墙的巷口方向传来一声轻响，极短，像竹竿顶端轻轻磕了一下墙沿，停顿两息，又磕了一下。

那是老孙的信号：巷口没有人，可走。

宋云澜顺着木架摸过去。

他的手指在粗糙的麻布和棉纱之间穿行，触到第三层时指尖碰到了一匹质地更厚实的白坯布，布面比普通的土布细密，捻度也更高，是专门用来织锦的底胚。

他将那匹布从架子上抽出来，平放在地面上，手指沿着布边摸索，在距布头大约一尺半的位置摸到了一处细微的凸起——是巧英缝进去的暗号布条的边角，被夹层里的线压出了几不可见的厚薄差异。

他从袖口里抽出一把薄刃小刀，小心地将布边的封线挑断了几针，探进两根手指，从夹层里抽出了一块叠得极薄的棉布片。

雾气从货栈后窗的缝隙里钻进来，带着黄浦江水那种浑浊的腥气。

宋云澜将布片展开，借着天窗漏进来的微光辨认上面的纹样，那些织锦的暗纹在暗处泛着极淡的银灰色光。

他的指腹顺着其中一条纹路缓缓划过去——那是东华三色锦的上色顺序图，一共七道工序，每道的火候、温度、染液配比都藏在那些看似装饰的枝蔓纹样里，像一支用丝线写成的曲子，每一个转折都对应着染缸旁的一个动作。

他的目光落在第三道工序的位置时停住了。

那道纹路的边缘缺了一小块，像是被什么东西啮咬过，断口参差不齐，边缘的丝线散开了几根，布面那一小片区域已经模糊不清，大约拇指盖那么大的一片缺失，正好覆盖了“三色配比”中最关键的那一行暗码。

他的手指在那个缺口上停了一下。

片刻之后他听见货栈前门方向传来脚步声，皮鞋踩在石板地上，节奏不急不慢，可每一步都落得很实。

那人走得不快，却因为周围太静，每一步都像踩在绷紧的鼓面上。

宋云澜没有犹豫，将那匹白坯布和暗号布片同时卷起来，贴着地面滚进了木架最底层的阴影里，将自己掩进那堆旧麻袋与次等棉纱之间。

他侧身蜷着，背部贴着冰冷的墙壁，连呼吸都调到了几乎听不见的幅度。

前门的锁被人拧开了，门推开时发出轻微的“吱呀”声。

两束光亮先后扫进货栈，是手电筒的光柱，在木架、地面和堆垛之间来回移动。

宋云澜透过棉纱缝隙看见那两束光的来源——两个人影，身材不高，制服笔挺，帽檐压得低，手电筒的光在他们手里随着步伐的节奏在货架之间摆动。

第三个人跟在后面没有打手电，脚步略浮，像是穿便鞋的翻译。

其中一道光柱扫过宋云澜刚才站立的位置，在地面停了片刻，像是看到了什么，又像是只是随意掠过。

然后光柱移开了，落在木架上层那几匹散放着的棉纱上。

“这几匹。”有人开口，说的是日语，声音短促，像在下一个不容商量的判断。

翻译随即用上海话重复了一遍：“上头说这几匹棉纱要带走。”两个宪兵上前，将最上面几匹布搬下来，叠在一起，手电筒的光在搬运过程中晃过木架底层的时候，其中一束光扫到了宋云澜脚边不足两尺的地方，光斑落在那只旧麻袋的破口处，露出里面半截灰白的棉纱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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