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到上海那天是阴天。

黄浦江面上的水色浊黄，几艘挂着太阳旗的驳船并排在河道中央停着，船尾的烟囱吐着黑烟，缓慢而均匀，像几只不急着走的兽。

宋云澜站在船头，随着货船缓缓靠向十六铺码头，对岸的外滩已经换了模样，海关大楼顶上的旗杆空了，江海关大楼的钟面在灰白的天光里泛着死气沉沉的铜绿。

他没有多看，低下头，跟着下船的人流往码头外走。

包袱搭在肩上，脚步不快不慢，与那些跑单帮的贩子、挑行李的脚夫混在一处，看不出任何分别。

出码头时路过一道铁栅门，门旁站着两个穿黑灰制服的巡捕，低头翻着一个菜贩的竹筐，宋云澜从他们身边经过，用余光扫见其中一人腰间别着一根短棍，棍头缠着细铁丝。

他收回目光，步子没变，走出了铁栅门。

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交界的霞飞路，比他记忆里安静了太多。

沿街的店铺虽然还开着，门板却撤得比往年早，才下午三点多便陆续上了闩，只剩几家药房和米店的招牌还露在外头。

一家绸缎庄的橱窗玻璃被人用白漆刷掉了大半，只留出一角，露出里面一排落了灰的绸料。

橱窗旁的电线杆上贴着一张通黄告示，毛笔字写的是“爱护大东亚共荣”之类的标语，纸角被风吹得翻卷，边沿已经起了毛。

有挑担的汉子从街心穿过去，扁担两头筐里盛着的萝卜和白菜在日光里显出干蔫的皱痕，没有人停下问价，他便一直走下去，身影消失在巷口。

宋云澜在霞飞路后巷的一间旧书摊前停住了脚。

摊主是个戴老花镜的瘦老头，见他过来便掀了掀眼皮，又把目光落回手里那本翻烂了的《玉梨魂》上。

宋云澜蹲下来翻了翻摊面上的旧书，翻过几本《申报》合订本和线装的《古文观止》，最后抽出了一套三册的《芥子园画谱》，纸页发黄，卷边磨损，封底还盖着一枚旧式的藏书章。

他翻了翻画谱中间的竹石卷，付了钱，把书夹在腋下，转身往巷子更深处走。

走出十步左右他偏了一下头，余光里书摊老头没有抬头看他的方向，正慢悠悠地翻过一页书，像什么都没注意。

货栈在巷子尽头，一扇窄窄的黑色铁皮门，门旁挂着一块掉了漆的木牌，上面写的字已经看不清了。

宋云澜走到门前没有停，径直走过去，绕到货栈背后那条更窄的巷子里，在一根爬满枯藤的老电线杆底下站了片刻，确认身后无人跟着，才从衣袋里摸出一枚铜扣。

那扣子很旧，铜面上蚀着一层暗绿的锈，底纹依稀能辨出是一枝斜出的梅花。

他将扣子放在电线杆底座的一块凸起的砖头上，然后走到巷口对面的茶摊坐下，要了一碗最便宜的大碗茶。

碗底的茶叶梗粗而沉，他端着碗喝了两口，目光从碗沿上方抬起来，落在对面那扇铁皮门上。

约莫过了半刻钟，铁皮门从里面开了一条缝，探出一张瘦长的脸。

那人五十岁上下的年纪，穿着一件浆洗得发白的灰布长衫，袖口卷到肘弯，露出两条细瘦的胳膊。

他的目光先落在电线杆底座的铜扣上，停了一下，然后抬起来，隔着巷子望见茶摊旁坐着的宋云澜。

两人对视了一息，他缩回去，门又合上了。

过了片刻门再次打开，他站在门内，朝宋云澜的方向几不可见地点了一下头。

宋云澜放下茶碗，起身，过巷时脚步不急。

他进了那扇铁皮门，身后的门随即合拢，锁舌弹回锁孔时发出一声极轻的“咔嗒”。

货栈里面比他想象的小。

迎面是一排木架子，架子上堆着几匹捆扎好的土布和棉纱，蒙着一层灰，角落里散着几个旧麻袋，袋口扎着草绳。

老孙引他绕过木架，走进更里间一个小隔间，没有窗户，只有一盏旧煤油灯搁在台面上，灯芯烧得不高，光只能照亮桌面那一圈地方。

老孙拉过一把竹椅坐下，脸上的皱纹在昏暗的光线里显得格外深，像被刻刀一道一道划出来的。

“刘先生被请进去两次了，”他开口，声音又轻又哑，像是压着喉咙在说话，“第一次关了一天一夜放回来的，第二天早上又来人把他带走了，下午放回。

人没大事，就瘦了一圈，可门口多了一根钉——二十四小时都有人在对面的茶馆坐着，喝茶、抽烟、看报，换人不换岗。

货栈这边他们倒还没来翻过，可隔壁新开了一家洋行，挂的是东洋布匹的牌子，我去隔壁买过两回火柴，柜台后面坐的不是掌柜，是站姿——坐板凳的人不会把屁股只搁在凳子沿上。”

宋云澜没有打断他。

他坐在煤油灯的另一侧，听着老孙把话说完，手指搭在膝盖上没有动。

老孙说完最后那句时抬眼看了他一下，像是在等他消化那个信息——货栈隔壁的“大东亚洋行”实际上是什么性质，两人都心知肚明。

“白坯布还在不在？”宋云澜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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