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孙说，“原封没动。

刘先生被抓之前交代过，那几匹布压在架子最底层，上面搁了三匹次等棉纱做遮挡，谁也不会去翻最下面的。

可你要取，得挑日子，隔壁那扇窗子正对着咱们后墙，夜里虽有熄灯的时候，可走巷子出去的那道门，脚步声隔着墙能听得见。”

“隔壁夜里几点熄灯？”

“没个准。

有时候天一黑就灭了，有时候能亮到后半夜。”老孙顿了顿，从袖口里抽出一截铅笔头，在台面上的油渍印子上画了两道线，“后墙有一道夹缝，是早几年修房子的余量，人可以贴着墙侧身挤过去，通到隔壁洋行的堆放杂物间，再从那边穿到前街。

那间杂物间他们锁了，可锁是旧的弹子锁，我试过，用小刀就能拨开。”

宋云澜沉默着听完，目光在那两道油渍线上停了一下。

“老孙，”他说，“你先不动。

这几天我把身份踩实了再说。

隔壁那家洋行，既然它是盯梢的点，那我迟早也要去坐一坐。

买两匹东洋花布，跟掌柜聊几句价钱，像真正要来采办的商人。”

老孙没有多问，点了点头，从台面下摸出一把锁和一张摺好的纸条递给宋云澜：“货栈后门这把锁，和隔壁杂物间那把是一个牌子的，钥匙能通用。

纸条上是夜巡换岗的时间段，你记熟了烧掉。”宋云澜接过，手指在纸条的折痕上按了一下，然后将它贴身收进棉袍内袋里，没有看内容。

当天傍晚，宋云澜找了一家不起眼的小旅馆住下，在柜台上登记时递出的证件上写着“孙秉文，江西布商”，印章是上海特别市第一区公署的红戳。

掌柜的看了一眼便还了回来，把门钥匙搁在台面上。

旅馆在法租界边缘一条窄巷里，房间只有一张床、一把椅子和一面半人高的穿衣镜。

窗子对着天井，能听见隔壁屋有人咳嗽，断续而短促，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喉咙又拼命要把它咳出来。

宋云澜坐在床沿上，从包袱里取出那三册《芥子园画谱》翻了翻，又放回去。

画册的封皮夹层里什么也没有，它只是一套旧画谱，可他买它的举动本身就是一个信号——任何留意到他的人都会将这个细节记入汇报：一个布商，不逛布市却蹲在旧书摊前买画谱，要么是真的附庸风雅，要么就是此刻最应该被人当作“好下手对象”的那类人。

第二天清早他去了一家日本人开的布店，铺面不大，门口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招牌“共荣绸布庄”，字写得工整有力，可底色的白漆涂得粗糙，边角还残留着原来那块“永丰号”招牌的旧木色。

店里的货架上摆着几匹东洋花布，花色艳而硬，与沪上人家习惯用的软缎迥然不同。

宋云澜翻了两匹，问价、砍价、又嫌花色太艳，磨了足有半个钟头才买了最便宜的一匹洋蓝，付了钱拎着布出来时又让掌柜开了张货单，单上写明“购东洋花布一匹，价若干，供内地军需采办之用”。

他将货单收进衣袋，转身往布店斜对面的一家茶馆走去。

在茶馆二楼靠窗的位置坐了不到一盏茶的工夫，楼下柜台有人找他。

一个穿土黄色制服的伪警察站在楼梯口，戴一顶大一圈的制帽，帽沿压得很低，手里没有拿警棍。

他抬头朝二楼扫了一眼，目光停在宋云澜脸上，然后不紧不慢地上了楼，在他桌旁站定，没有坐下，只把一只手搭在椅背顶上。

“先生是生面孔，”那警察说，声音不大不小，带着一种刻意放平了的客气，“这条街上来往的人多，我在这片管了快三年了，多数脸都认熟了。

先生刚到？”

宋云澜抬眼打量他。

对方约莫四十岁，颧骨高，鼻翼两侧有两条深纹，像是常年在风里站着磨出来的。

制服的扣子少了一颗，袖口有一道洗不掉的墨水渍。

他端起茶杯抿了一口，不紧不慢地放回桌面上：“从江西来，跑几趟布匹生意。

这边查得严，暂住证昨天才办下来，还没来得及去巡捕房备底。”他说着，从包袱里取出那张盖了蓝章的暂住证，平放在桌面上推过去，指腹在纸面上轻轻按了一下。

那警察低头看了两眼，没有立刻拿起来，目光在证件的印章处停了一下，像在确认什么。

宋云澜的余光扫见他的手指在椅背顶上轻轻敲了两下，节奏不急，很轻，像在给自己数拍子。

片刻之后那警察伸手拈起证件翻了个面，看背面几行小字，然后搁回桌上，语气比来时松了些许：“办事处出的，章子没问题。

不过先生，出门在外多带几张，最近查得勤，各处口径不统一，有的地方认这张、有的地方认那张，你多备几道，省得跑冤枉路。”

他话说得客气，可那“多带几张”几个字落进耳里时，宋云澜心里像被人用指甲轻轻划了一道。

他面上不动，只点了点头，将证件收起来，又从口袋里摸出一包没拆封的香烟搁在桌角：“多谢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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