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绍文到甘榜边上时，铁丝网已经拉了一半。

雨后的红土路被卡车压出两道深辙，车轮一转，泥水便溅到路边的木箱上。

木箱里装的不是货，是锅、被褥、祖先牌位和几捆还没晒干的胶片。

一个穿短裤的男孩抱着一只破瓷碗，站在路中央不肯走，英军辅警用枪托轻轻推了他一下，他才踉跄着退到母亲身后。

陆绍文把这一幕写进本子，笔尖停了停，又把“轻轻”两个字划掉。

旁边的华人翻译看见他的动作，低声提醒：“陆记者，别写得太重。

今天只是迁村，不是抓人。”

“人从自己屋里被赶出来，”陆绍文说，“你们叫迁村？”

翻译别过脸，不再接话。

这地方原叫双溪巴鲁，三十多户割胶人家，几间杂货铺，一座小义学，一间供奉关帝和祖先牌位的小祠堂。

现在祠堂门板被拆下来当临时担架，供桌上的香灰撒在泥里，牌位一排排包进旧报纸。

英方公告贴在榕树上，写着紧急状态期间，为切断山中武装补给，居民须迁入指定新村，出入凭证，粮食配给，违者按协助匪徒论处。

公告下面，胶工们排队领新村号码牌。

号码牌是白铁皮做的，边缘很薄，挂在脖子上磨得皮肤发红。

每户另发一张粮票，写明米、盐、煤油的额度。

陆绍文看见一个老妇把粮票翻来覆去看，最后问翻译：“没有祖坟那一栏吗？”

没人回答她。

新村就在旧村外三里地，四周立木桩，木桩之间拉铁丝网，入口处有岗亭和沙袋。

英军说这里安全，有水井，有配给，有夜间巡逻。

可胶工们看着那圈铁丝，脸上没有安全，只有被关进去的沉默。

一个叫阿全的胶工把割胶刀交给登记员。

刀柄磨得发亮，像握了许多年。

“白日出村割胶，可以领临时出入证。”登记员说，“傍晚六点前回。

迟归者扣证。”

阿全问：“下雨呢？

胶片没收完呢？”

登记员不耐烦：“规定就是规定。”

陆绍文记下“临时出入证”五个字，又画了一个小圈。

胶工离开胶树，就像矿工离开抽水机，账还是账，人却先断了气。

山里来人夜里索粮药，英国人白天查粮票，夹在中间的不是口号，是一张张被剪短的出入证。

中午，义学的木钟被搬上卡车。

一个女教员抱着黑板，黑板上还留着半行粉笔字：明日默写《岳阳楼记》。

孩子们围在车边，有的哭，有的只是看。

一个小女孩伸手去够黑板下沿，被辅警拦开。

“新村里也有学校。”翻译说。

女教员看了他一眼：“有墙，不一定有学校。”

这句话让陆绍文抬头。

他想问她名字，女教员却摇头，只把一沓学生名册塞进衣襟。

她知道名单不能随便给人，也知道有些名字一旦落到错的纸上，孩子的父亲就可能在夜里被带走。

傍晚前，第一批人被赶进新村。

入口处的木牌刚刷好，英文在上，中文在下：新安村。

牌子旁边挂着一只铁铃，夜间有人靠近便敲。

妇人们把锅架在临时棚下，烟被潮气压得很低。

一个老人把祠堂牌位摆在木箱上，找不到香炉，只好用搪瓷杯盛了半杯泥土，把三支断香插进去。

陆绍文站在铁丝网外，隔着网看那三支香。

他忽然觉得自己笔记本很轻。

轻到装不下这些人的锅、碗、祖坟、胶树和被迫改名的新村。

天黑时，许文德从怡保赶到。

他没有进新村，只在路边茶棚里见陆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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