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伞送来的第一版科研人员审查表，把科学院气得不轻。

表格共有四页，抬头写着“高空与动力预研相关人员审查表”。

第一栏是姓名、年龄、籍贯和外语；第二栏是政治经历、战时岗位、亲属关系；第三栏是接触资料等级、可进入房间、可借阅文件；第四栏最刺眼，写着“异常言行记录”。

陈启庸拿到表时，脸色当场变了。

“这是审犯人，还是做研究？”他把表拍在旧图书馆桌上。

罗景南没有发火，只把另一叠表放下：“这只是草案。”

“草案也不该这样写。”陈启庸指着“异常言行”四个字，“科学家争论公式，算不算异常？

学生说想出国进修，算不算异常？

魏斯先生抱怨实验室太差，算不算异常？”

屋里还有几名教授、助教和保护伞人员。

铁皮密柜刚搬进来，封签还新，空气里本来就紧。

陈启庸这几句话像火星落进油里，几个年轻教师都抬了头。

罗景南把笔放下：“你们怕被管死，我明白。

但我们怕你们被人拿走，也不是虚话。

英方已经在香港问欧洲人，日本线有人被旧厂主盯，克莱因可能被美国、苏联都惦记。

审查表不建，出了事谁负责？”

“负责不是把每个人都当贼。”陈启庸说。

这句话很快被送到总统府。

白先义来时，没有带秘书，只带着那张审查表。

他把表摊在会议桌上，又让人拿来魏斯的十年研究安排、松田清的出入证、周澄的香港三色夹和三联风险卡。

四种纸摆在一起，屋里的人都看明白了：保密已经不是一只铁柜，而是一整套会影响人的日子、饭碗和尊严的东西。

“罗景南，你先说。”白先义道。

罗景南站起来：“保护伞的判断是，科研线风险比工厂线高。

工厂丢一箱雨布，可以查批号；科研线丢一页图纸，可能几年后才知道代价。

外来科学家有战时经历，学生年轻冲动，教授有公开发表习惯，三联中间人复杂，若不登记接触权限，很容易被英方、苏方、美方或商业势力钻空子。”

白先义点点头，又看陈启庸：“你说。”

陈启庸忍着气：“我们同意保密，但不同意像看押一样保密。

实验需要争论，失败需要记录，学生也要有出路。

若每一句话都可能被写成异常，谁还敢提想法？

魏斯刚留下，克莱因还没到，日本技师已经被工人盯着。

再给他们一张冷冰冰的审查表，他们会觉得华洋只是换一种审问。”

魏斯也在场。

他华语还不熟，听翻译说完，慢慢用德语讲：“我不怕登记。

我怕不讲明白的登记。

在欧洲，很多人用审查表决定一个人能不能吃饭，能不能工作，能不能离开。

我不会再进那样的房间。”

这句话翻出来，屋里安静了。

白先义看着那张表，拿起红笔，先把“异常言行记录”划掉。

“改成两栏。”他说，“一栏叫安全风险，一栏叫生活困难。”

罗景南怔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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