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光灯下》上映两周年，有人提议做一次重映。

提议来得很随意。

有观众在资料页留言，说想在影院再看一遍，问片方有没有安排。

留言被转到工作室，陈姐拿给沈砚看，沈砚只回了两个字：你们定。

最后定下来的是极小的规模：三家影院，各一天，各两场。

影院是当年排过这片子的老影院，其中一家就是《点名》首映那家，二百二十个座位。

重映有三条规矩，写在一页纸上，贴在售票页：

第一，全片不做任何增删，不加导演剪辑版，不加花絮，不加彩蛋。

第二，不做主创场，不安排映后交流，主创不到场。

第三，在影厅通道放一块牌子，牌子不写名字。

最后一条当时被问得最多。

排片的人问，牌子不写名字写什么。

乐言说，什么都不写也行。

有人说，那多奇怪，一块空牌子摆那儿。

乐言说，说明这不算谁的功。

牌子最后还是做出来了，木头框，白底，一米多高，放在通道口，观众进场出场都会经过。

牌子上一个字都没有，只有一行很小很小的字，在右下角，写的是：这块牌子留给看完还想说点什么的人。

观众可以留也可以不留。

留下的人写完通常做两件事之一：要么带走，要么交给影院。

影院收了一摞。

有人写的是自己当年在哪个位置看的，有人写的是一个句子，有人只画了一道横线。

有个中学生写的是一句话：我今年十七，等我二十七再来。

影院把那摞纸整理后锁进了杂物间，谁也没让发表。

重映那天，沈砚没有去。

那天上午，第一场放完，有个观众在牌子前面站了半分钟。

他叫刘岐，四十八岁，在邻市一所小学教美术。

他不是那部电影的当事人，只是看过三遍。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写了两行字，写完又把纸折好放回口袋，走到前台问：能不能把这两行字存一份。

工作人员问他要不要署名。

他说不用，就把纸留下了。

纸上写的是：我不是里面的人，但我认识一个。

那天他还在影院碰到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两个人聊了几句。

姑娘说她第一次看，看的时候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有一场戏，人物在楼梯口停了很久，她想知道剧本上原本写没写这一段。

刘岐答不上来。

那些纸没有进任何通稿。

影院把它们归进通道那摞里，和别的一起锁进了杂物间。

沈砚在同一天还做了一件事：把互助会和事实核验组过去一年里“没有成功”的清单，读了一遍。

清单不长，十来条。

有几条是他不知道的。

一条是互助会的：去年受理的一起代言违约案，帮艺人争取到了条款修改，但因为当事人的经纪公司拖到开庭前一天才交材料，最后没能立案。
本章未完，请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