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车突然发动了起来，车灯大亮，手机也同时开机了。

阿杰一脚油门踩到底，我们头也不回地冲了出去。

后来我们找到了主路，连夜开到了康定。

在酒店里，我们四个人面面相觑，谁都不敢先开口说刚才的事。

是小雨打破了沉默。

她在手机上搜了半天，突然把屏幕转向我们，脸色白得吓人。

“川西民间有个习俗，”她的声音在发抖，“如果未婚的年轻男人意外死在了外地，家里人怕他在下面孤单，就会给他办一场阴亲。

找个同样早逝的未婚女子，用纸人代替，吹吹打打地送过去。”

“然后呢？”我问。

“然后，”小雨把手机翻到下一页，“这个亡魂就算结了婚，有了家室。

但是它还缺一样东西——它还缺一个能把它‘带出去’的人。

一个活人，阳气重的，年轻的男人。”

房间里安静了几秒钟。

“所以那些红绸子、红囍字、摆满酒席却没人吃的院子……”阿杰的声音干涩得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是在等路过的活人？”

没人回答他。

我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左手手腕。

那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道浅浅的红印子，像是被什么细线勒过，围着手腕绕了一圈，严丝合缝。

我想起了那顶花轿，想起轿帘被风吹开的那条缝，想起纸人脸上画出来的微笑。

它在看我。

它在对我笑。

那天晚上我洗了十几次手，用肥皂搓，用酒精擦，那道红印子就是洗不掉。

它不痛不痒，安安稳稳地圈在我手腕上，像一根红线。

第二天早上起来，红印子淡了一些，但还是能看出来。

阿杰说我可能是被安全带勒的，小陈说可能是过敏，小雨什么都没说，只是看了我一眼，然后迅速把目光移开了。

我知道他们都在安慰我。

因为那道红印子的形状，实在太像是系上去的了——像是有人在我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在我手腕上拴了一根看不见的绳子，另一头不知道连着什么地方。

回成都之后，我去看过皮肤科，医生说可能是接触性皮炎，开了药膏让我涂。

涂了一个星期，红印子不但没消，反而更清楚了。

我甚至能看出来，那上面有一个细细的结，就像月老牵红线时打的那个结。

我开始做噩梦。

梦里的场景永远是那个村子，那些挂着红绸的木楼，那些摆在院子里的冷掉的酒席。

我坐在一张圆桌前，面前摆着碗筷，碗里盛着黑红色的红烧肉。

我想站起来，身体却动不了，像是被什么力量按在了椅子上。

然后唢呐声响起来。

花轿从院门外被抬进来，停在院子中央。

轿帘掀开，那个穿嫁衣的纸人自己走了下来。

它的动作很僵硬，关节像是用线提着的木偶，一步一步朝我走过来。

走到我面前的时候，它抬起手——那是用白纸糊的手，五根手指画得整整齐齐——然后它弯下腰，把脸凑到我面前。

纸糊的脸上，画上去的眼睛变成了两个黑洞。

它开口说话了，声音像是纸张摩擦的声音，沙沙的，细碎的：“夫君，该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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