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赵小川,十岁那年冬天,我奶奶带我去吃了一场“路祭”,回来以后我病了一个月,差点没挺过去。
后来我才知道,那顿饭不是给人吃的。
我们老家在贵州安顺一个叫石板寨的村子,寨子不大,七八十户人家,全是苗族。
我从小跟奶奶长大,我爹妈在浙江打工,一年到头回不来一次。
奶奶是个很迷信的人,家里供着菩萨和祖宗牌位,逢年过节烧纸上香从不落下。
她还会一些简单的“手艺”——谁家小孩吓着了、夜里哭闹、发烧不退,都来找她叫魂。
她用一碗清水三根筷子就能把魂叫回来,在寨子里很有威望。
但奶奶从来不让我碰那些东西。
她做法事的时候把我关在里屋,门从外面锁上。
我趴在门缝上看过几次,只看到她背对着门坐在堂屋里,面前一碗水,水里竖着三根筷子,她对着水碗说话,声音又低又快,听不清在说什么。
事后我问她,她总是板着脸说:“小孩子不要问,等你长大了就晓得了。”
那年腊月,寨子里的赵德昌死了。
赵德昌跟我家沾点亲,论辈分我得喊他一声三伯。
他在外头工地上出了事,从脚手架上摔下来,人还没送到医院就没了。
他媳妇早年间跟人跑了,家里就剩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娘和一个刚上小学的女儿。
孤儿寡母的,丧事办得很寒酸,棺材是村里人凑钱买的,灵堂就搭在自家堂屋里,连个吹唢呐的都没请。
按我们那边的规矩,横死的人不能停灵太久,第三天必须出殡。
出殡那天早上天还没亮,我奶奶就把我从被窝里拽起来,给我套上一件黑色的棉袄,在我腰上系了一根白布条。
她自己也换了一身素色的衣服,头上包了一块白手帕。
“今天送三伯上山,你是晚辈,得跟着。”她说。
我揉着眼睛问送完就回来吗,奶奶沉默了一下,说送完了还有一场路祭,三伯家里没人,我们这些亲戚得替他把路祭做了。
我不懂什么叫路祭,但看奶奶的表情很严肃,就没再多问。
出殡的队伍从赵德昌家出发,沿着寨子中间那条石板路往山上走。
棺材是八个人抬着的,我爹没回来,是我堂叔顶上的。
一路上没人哭丧,也没人撒纸钱,队伍安安静静的,只有抬棺材的人偶尔喊一声“起”或者“落”,还有脚踩在石板路上发出的咯吱声。
赵德昌的老娘走在棺材后面,被两个人架着,眼泪已经流干了,眼睛直直地盯着前面,嘴唇发白。
他女儿走在最前头,抱着一个黑色的相框,相框里是赵德昌的遗像。
小姑娘才七岁,叫小娟,是我同班同学,平时挺活泼的一个女孩,那天一句话都没说,低着头走在队伍最前面,怀里的遗像被她抱得紧紧的。
天还没亮透,山间雾气很重,石板路两边的枯草上结了一层白霜。
队伍走到半山腰一个三岔路口的时候停住了。
三岔路口正中间有一棵老樟树,树干粗得两个人合抱不过来,树冠遮天蔽日的,把路口的光线遮得严严实实。
树下有一个石砌的小平台,齐膝高,上面长满了青苔。
领头的道士——我们那边叫“先生”——看了看罗盘,点了点头。
抬棺材的人把棺材卸下来放在路边,赵德昌的遗像被摆在那棵樟树下的石台上,前面放了香炉、蜡烛和供品。
先生开始念经。
那是一种我完全听不懂的唱腔,介于说和唱之间,拖着长长的尾音,在山间的雾气里飘来荡去,听着让人后背发凉。
先生的徒弟在旁边敲着一个铜磬,叮——叮——叮——,每一下都拉得很长,余音在山谷里回响,像是有人在很远的地方应和。
路祭开始了。
按规矩,路祭是在出殡路上祭拜亡灵的一道仪式。
据说死人的魂魄走到三岔路口会迷路,需要活人在这里摆供品、烧纸钱,给亡魂指一条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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