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二叔骑摩托车去隔壁寨子请的,来回用了不到一个小时。
村长也是个苗族老人,比我太奶小一辈,但也是八十好几的人了。
他拄着拐棍走进堂屋,把其他人都赶了出去,只留下我二叔和我大爷。
他们关了堂屋的门,在里面待了大概一炷香的时间。
门再打开的时候,太奶的寿衣已经穿戴整齐,从外面看不出一丝异样。
村长拄着拐棍走出来,扫了一圈院子里的人,说了一句:“正常发丧,该怎么样怎么样。
她老人家的事,谁也不许往外说。”
太奶的丧事办得很体面。
唢呐吹了三天,流水席摆了十几桌,来吊唁的亲戚朋友挤满了院子。
一切都按最传统的规矩来,没有任何异常。
但我大爷从那天起就没怎么笑过。
他总是坐在院子里抽烟,一根接一根,眼睛直直地盯着太奶生前住的那间屋子,不知道在想什么。
太奶下葬以后,我回学校继续上学。
日子平平淡淡地过了两个多月,我以为太奶后腰上那七根东西会跟我大爷的沉默一样,慢慢被时间冲淡、遗忘。
直到四月的一天,我二婶打电话来,说我大爷把自己锁在了太奶的屋子里,三天没出来。
他的声音从门缝里传出来,一直在重复同一句话:“七魄走了三魄,还有四魄。
等七魄都走了,她就回来了。”
我爸报了警。
警察来把门撬开,发现我大爷坐在太奶的床上,怀里抱着太奶生前枕的那个荞麦皮枕头,眼神涣散,嘴里念念有词。
警察以为他是老年痴呆,建议送医院检查。
但我看到我大爷的眼睛,那不是痴呆——他的眼神是清醒的,甚至过于清醒了。
清醒里带着一种东西,是恐惧。
我妈不让我靠近太奶的屋子,但我趁大人不注意还是溜了进去。
屋子里的摆设还是太奶走时的样子,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床头柜上放着太奶的老花镜和半盒没吃完的薄荷糖。
墙上挂着一张太奶年轻时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太奶大概四十多岁,梳着苗族的盘髻,脖子上戴着银项圈,面容清秀,眼神跟我记忆里那个慈祥的老太太判若两人。
最让我在意的是,太奶在照片里穿的是苗族的传统盛装——黑色对襟上衣,百褶裙,腰上系着织锦腰带。
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看到太奶穿苗装。
从我记事起,太奶永远穿着汉人的衣服,蓝布衫、黑棉袄、灰布鞋,连一句苗话都不跟我们说。
我问我妈,太奶以前是苗族的吗。
我妈说她也不太清楚,只知道太奶嫁给我太爷的时候是从山里头出来的,好像是个什么寨子,早就没人了。
我问我大爷在哪,我妈说在镇上的卫生院打了镇定剂,睡着了。
我去卫生院看我大爷。
他躺在病床上,手腕上绑着约束带——不是因为他有攻击性,是因为他总想拔掉输液管往外跑。
他看到我进来,眼睛一下子亮了一下,然后拽着我的袖子把我拉到跟前,用只有我能听到的声音说:“小渔,你给太奶穿衣裳的时候看到了对不对?
后腰上那七根东西,你看到了对不对?”
我点了点头。
我大爷闭上眼睛,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像是憋了很久的话终于找到了出口。
他缓了好一阵,才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断断续续地讲了出来。
他说,太奶不是普通的苗族妇女。
太奶是蛊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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