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门外，是门内。

玻璃门和卷帘门都完好无损地锁着，但那个老太太就站在门内的地垫上，离他不到三米远。

她还是围着灰头巾，穿着藏青布衫，低着头，看不清楚脸。

她的脚下有一滩水，像是刚从雨里走进来的，但那天晚上根本没有下雨。

阿华大喊一声，连手电筒都扔了，连滚带爬地冲回后面的小屋，把门反锁上，用床顶住门，缩在被子里抖了一整夜。

天亮以后他打开门，前面店铺里什么都没有，门锁得好好的，地垫是干的，铃铛安安静静地挂在门框上，中间那根铜舌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回来了。

阿华当天就关了店，跑回村里去找他姥姥——也就是我妈的奶奶。

我姥姥那时候已经快八十了，耳朵有点背，但脑子还清楚得很。

阿华把事情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姥姥听完以后，问他：“那个老太太每次来买白糖的时候，给的钱你花了没有？”

阿华说花了，当天就找给别人了。

姥姥叹了口气，说：“那就不好办了。

她给你的不是钱，是买路钱。

你把钱找给别人了，就等于把这条买卖转出去了。

你赶紧回铺子里翻一翻，看收银台抽屉里有没有一张不是你的钱。”

阿华回到铺子里，把所有抽屉都翻了一遍，在收银台最下面那个不怎么用的抽屉角落里，找到了五毛钱，不是纸币，是一个钢镚。

他记得很清楚，自己从来不收这种旧版硬币，早就退出流通了。

那个钢镚锈迹斑斑，上面的年份已经模糊了，但翻过来一看，硬币背面不是什么国徽或者麦穗，而是一个他认不出来的图案——像个字又不是字，弯弯绕绕的，看着像是一张歪歪扭扭的人脸。

阿华拿着那个钢镚回了村里。

他姥姥接过硬币，二话不说扔进了灶膛里。

硬币在火里烧了很久，烧到灶膛里的柴火都旺了它还没化，最后是用火钳夹出来，放在石板上，拿锤子砸碎了。

砸碎的一瞬间，阿华说他听见了一声尖叫——很短很尖的一声，像是被烫了手的人喊出来的，但那个声音不是从灶房里传出来的，是从杂货铺的方向传来的，隔着好几里地，却听得清清楚楚。

碎掉的钢镚被姥姥用红布包了，埋在了村口的老槐树底下，上面压了三块石头。

从那以后，老太太再也没来过。

阿华回去继续开店，但那间杂货铺从此有了一个规矩——天黑以后不收零钱，不收硬币，不收旧钞票。

他在收银台旁边放了一个小碗，里面装着米和盐，每天早上开门之前换一碗新的。

那串门框上的铜铃铛他取下来了，换了一个塑料的。

但是他偶尔半夜醒来，还是会听见那个铜铃的声音，叮叮当当的，从仓库最里面的货架上传过来。

那个铜铃铛他明明扔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回来了，就躺在一堆纸箱中间，没有人碰它，它自己也不动，但偶尔会发出一声清脆的金属响，像是有人在很远的地方用手指弹了一下。

阿华后来把铺子盘出去了，自己去了县城开超市。

接手铺子的人姓刘，是个外地来的小年轻。

小刘开了不到半年就关了门，走的时候也没跟任何人打招呼，连夜搬走的。

后来有人问起来，住在隔壁的邻居说，小刘关门前那几天，老是半夜听见有人在敲卷帘门，打开一看又没人。

有一天半夜他又听见敲门声，这回不是敲卷帘门，是敲他卧室的门，一边敲一边说：“白糖，买白糖。”

小刘第二天就收拾东西跑了。

那间铺子后来改成了一家彩票店，彩票店开了两年也关了，又改成快递驿站。

快递驿站到现在还开着，但负责看店的小哥跟我说过一件事——每个月总有那么一两天，早上来开门的时候，门垫上有一小堆湿漉漉的东西，看着像盐又像糖，舔一下是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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