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个我二叔的事吧。

亲二叔，我爹的亲弟弟，今年六十出头，身子骨硬朗，在山里守着一片核桃林过日子。

他这辈子没出过什么远门，最远就是去县城赶集，连火车都没坐过。

但你问他怕不怕山里的东西，他只会闷头抽旱烟，半天不吭声。

你要是追着问急了，他才把烟锅子在鞋底上磕一磕，撂下一句：有些事，别说看，听都不要听。

那还是九十年代初的事，九二年还是九三年，我那时候刚上初中，放暑假回老家住。

老家在伏牛山腹地，一个叫柳条沟的村子，说是村子，其实就十来户人家，散落在山沟沟里，走个邻居得翻半座山。

村里的老人说话带着浓重的豫西口音，语速很慢，但说出来的话一句是一句，从不跟你打哈哈。

那年夏天雨水特别多，从六月底一直下到七月中，沟里的水涨了又退退了又涨，把山路上好几处石板桥都冲垮了。

二叔家住在村子最里头，靠着山根，屋后就是一片老林子，林子里都是些合抱粗的核桃树，听老人说那片林子清朝就有了，树龄比村里最老的人还大好几轮。

出事之前那几天，天气闷得不正常。

雨停了，但天不放晴，整天灰蒙蒙的，云压得很低，像是盖了一层湿透的棉被。

人待在屋子里不动都出一身汗，狗趴在树荫下吐着舌头，连知了都不叫了。

村里的老人说这天不对，七月天闷成这样，怕是憋着一场大东西。

我当时不懂什么叫大东西，后来才知道，山里头说“大东西”，指的从来不是雨。

那天傍晚，二叔去后院喂鸡，突然站在鸡窝旁边不动了。

我婶子叫他吃饭，叫了三声都没应。

婶子骂骂咧咧地走过去，看见二叔直愣愣地盯着地上的鸡窝，脸白得跟纸一样。

鸡窝里七只下蛋的母鸡，全死了，一只不剩。

奇怪的是鸡身上没有伤口，没有血，毛也是完整的，就是硬邦邦地倒在地上，像是被什么东西活活吓死的。

更邪门的是，每只鸡的嘴都张着，嘴壳子发黑，像是含着墨汁。

婶子当时就慌了，说赶紧去找王婆子来看看。

王婆子是村里最老的老人，那年怕有八十多了，裹着小脚，牙都掉光了，但脑子比谁都清楚。

村里谁家有个红白事都要找她看日子，小孩子半夜哭闹不止也要找她收惊，等于半个神婆子。

二叔连夜把王婆子背了过来。

老太太拄着拐杖在院子里转了一圈，走到鸡窝前蹲下来，用两根手指掰开鸡嘴看了一眼，脸色当时就变了。

她站起来冲二叔说了一句：“去，把屋后的核桃林数一遍。”

二叔愣了：“数啥？”

“数树。”王婆子的声音发颤，“看看多没多。”

这话听着瘆人，但二叔还是照做了。

他打着马灯去了屋后，一棵一棵地数，数了三遍，回来的时候嘴唇在发抖。

他说林子最里头多了一棵树，不是核桃树，是一棵他不认识的树，树干是深灰色的，光溜溜的没有皮，树枝弯弯曲曲地往上长，像是一只从地底下伸出来的手。

二叔说他在这片林子里走了半辈子，每一棵树在哪儿都记得清清楚楚，那棵树以前绝对没有。

王婆子听完，叹了口气，说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都后背发凉的话：“那不是树，那是绳子桩。”

我问什么是绳子桩，王婆子没理我，她让我婶子去拿东西：一碗白米，三根红筷子，一把剪刀，还有一块红布。

东西拿来之后，王婆子把红布叠成一个小包，里面包了一把白米，用红绳扎紧，挂在二叔家的大门框正中间。

剪刀打开，刀刃朝外，别在门框的左边。

最后她把三根红筷子并排插在门槛外面的泥地里，筷子头朝上，三根要插成一条直线，歪一点都不行。

做完这些，王婆子抬头看了看天，天已经完全黑了，但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黑得像一口倒扣的锅。

她转过头对二叔说：“今晚上，不管外面有什么动静，全家人都不准出门，不准开窗户，不准应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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