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

我攥紧她的手，我就在门口。

哪儿都不去。

她松开手，被推进了那扇绿色的门。

门在我鼻子尖前头关上，一声，像是一记锁扣，把我隔在了外头。

产房门口是一条长长的走廊，水磨石地面，被擦洗得发了白。

墙根底下摆着一排木头长椅，漆掉得差不多了，露出底下的木纹。

我拣了最近的一把坐下，又站起来，又坐下。

走廊里安静得吓人。

偶尔有护士端着搪瓷盘子走过，脚步声在空墙上来回撞，又远去了。

对面墙上挂着一幅宣传画，一个胖娃娃举着优生优育的标语，娃娃的脸红扑扑的，笑得没心没肺。

我盯着那画看了很久，却一个字都没读进去。

时间像是被拉长了，抻成一根细线，又像是凝住了，成了浆糊。

我掏出烟，又塞回去——墙上贴着禁止吸烟的纸牌子，红字，墨迹已经褪了些。

我把手插进兜里，掏出来，又插进去。

手心里全是汗，湿得能拧出水。

一个小时过去了。

两个小时过去了。

产房里安静了一会儿，然后忽然传来一声喊叫——是娄晓娥的声音，嘶哑的，被什么东西撕裂了一样。

那声音像一把钝刀子，从我耳朵眼儿里捅进去，在胸腔里转了一圈。

我猛地站起来，差点把椅子带翻，冲到产房门口，手按在门上，绿漆冰凉。

同志，请后退。

一个护士从走廊那头过来，手里端着托盘，托盘上蒙着白布，家属不能进。

我退后一步，又一步。

门里头又传来一声喊，比刚才更短促，更用力，然后断了，像是人被掐住了喉咙。

我攥着拳头，指甲掐进掌心里，掐出了月牙。

后背的衣裳已经湿透了，黏在皮肤上，凉飕飕的。

我靠在墙上，仰头看天花板。

天花板上的白灰掉了几块，露出里头灰褐色的板子。

一盏日光灯管嗡嗡地响，声音忽大忽小，像是随时要灭。

三个小时过去了。

我的腿站麻了，就沿着走廊走，从东头走到西头，再折回来。

脚步在水磨石地面上擦出轻微的响动。

窗户外面，天已经完全亮了，是那种惨白的光，没有太阳。

几只麻雀落在梧桐树上，蹦跶着，叽叽喳喳，叫得没心没肺。

四个小时了。

我正低着头数地上的瓷砖缝，忽然听见一声——门开了。

一个护士抱着一个小东西走了出来。

她穿着白大褂，帽子底下的脸年轻，带着笑。

她怀里那个东西裹着白布，小小的，像一团没展开的棉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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