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是一句用来撑下去的话，不一定是事实，但不说这话，人就更难熬。

就像是在黑暗里走夜路，嘴里念叨着天快亮了，其实天还黑着，但念叨着，脚步就不至于停。

但这一回，从老李的嘴里说出来，带着一种不一样的底气——不是安慰，是实情。

1962年的3月，粮食配给松动了，农贸市场重新开放了，农村的征购任务也比最难那几年轻了许多。

日子，真的在慢慢往回走。

老李挑起担子，招呼一声，走了。

厚底布鞋踩在青石地上，脚步声远了，拐出后院门，不见了。

他的扁担吱呀吱呀的声音，也渐渐消失在胡同深处。

菜园子里又只剩秦淮茹母女两个。

秦淮茹站在那里，目送老李走远，沉默了一小会儿，然后低下头，重新拿起锄头，继续翻土。

她的背对着我，我看不见她的脸，只看见她的背影。

肩膀还是那个弧度，腰还是弯着，一锄头一锄头，没有停。

我看了一会儿，转身去上班了。

胡同里的阳光很好，照在青砖墙上，亮堂堂的。

我蹬上自行车，链条咔咔地响，心情轻快。

下午收工的路上，我顺道绕去了农贸市场。

市场这两年冷清惯了，有时候摊位都是空的，有时候有东西卖，但价格高得离谱，普通工人的工资根本撑不住买肉的念头。

但这个春天，情况开始不一样了。

摊位多了些，人也多了些。

挑担的、推车的、挎篮子的，吆喝声此起彼伏。

卖萝卜的、卖土豆的、卖野菜的，还有几家肉摊，案板上挂着整排的猪肉，肥瘦相间，颜色鲜亮。

隔着老远就能闻到一股荤腥气，直往鼻子里钻。

那味道浓烈而真实，带着血气和油脂的混合气息，对于三年没吃过几顿肉的人来说，简直是一种挑逗。

这味道，有多久没闻到了。

1960年、1961年那两年，市场上偶尔有肉，但要么分量少、要么贵得吓人，普通人家逢年过节才能咬咬牙割一刀。

平时的日子，油腥见不着，白菜萝卜能填饱肚子就算不错了。

我记得1960年冬天，傻柱从食堂偷带回来一块猪油渣，全院的人围着闻，那香味，比过年还香。

我在一个肉摊前停了脚步，瞅了瞅案板上挂着的猪肉。

肥瘦相间，颜色鲜亮，不像前两年那种卖相差、分量也水得很的。

这猪长得好，肉厚实，皮下脂肪白生生的，一刀下去，能流出油来。

一看就是正经喂出来的，不是那种饿瘦了的架子猪。

正打算走，就看见秦淮茹站在同一个摊位旁边。

她是从哪儿来的，我没注意，大概也是下午出来转转，顺便买肉。

她怀里没抱孩子——小当大约是在邻居家里，或者在院子里自己玩。

她手里攥着一个小布包，应该是装钱和肉票的，低着头，在心里盘算什么，眉头微微皱着。

那神情我认识。

就是在想，到底买不买，买的话买多少。

在那种神情里，有一种克制，也有一种挣扎。

不是简单的舍不得钱，而是在掂量——家里的余钱还有多少，这个月还有几天，买了肉还能不能撑到下个月发工资。

这些账，她心里比谁都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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