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里攥着个叠得方方正正的纸包，站在廊下，先敲了两下门框。

向东哥，您在吗？

在，进来。

她踏进门，把那个纸包放到桌上，推过来：

向东哥，这是欠您的五块钱，攒了好久，终于还上了。

真是太感谢您了。

声音平稳，眼神干净，郑重得像在还一件大事。

我没有立刻接，而是先看了她一眼。

1960年那个秦淮茹，还是个刚进院不到两年的年轻媳妇，天天打着苦情牌，满院子找人借米借粮，两只眼睛专往傻柱那儿瞟。

那时候我就说，这条路走不长——靠哭靠可怜，也许能撑一时，撑不了一辈子。

后来阴差阳错，她进了厂子，从缝纫组的临时工做起。

三年下来，从临时工转了正，现在每个月能拿二十出头的工资。

贾东旭去世后的那段日子是最难的，她咬着牙一个人撑过来了，棒梗、槐花、小当，三个孩子，一个没饿着。

现在站在我面前的秦淮茹，和两年前不一样了。

她的眼睛里有一种东西——不是算计，是踏实。

我把纸包接过来，塞进口袋，没有当面数。

不急不急，你家的情况我都知道。

我说，你有这个心就行了。

她稍微松了口气，嘴角弯了弯：我小儿子，也到年纪了。

过了年，想给他说门亲事。

您……您看有没有合适的？

说到后半句，脸上带了点不好意思的红。

我想了想：这事我帮你留意着。

阎三爷那边消息灵通，厂里也有不少姑娘。

先把孩子自己的心思问清楚了，再说亲。

她点点头，认真地：我知道，我先跟他谈谈。

我说，有眉目了来找我。

她走了以后，我把五块钱压在抽屉底。

不是钱的事。

是……这五块钱从借出去到还回来，中间隔了一整年。

一整年，她存出来五块钱，还挣出来了一份工资，还供着三个孩子吃穿上学。

这个女人，比我想的要硬。

进了十二月，雪就没停过。

一场接着一场，院子里的雪积到了脚脖子深，老槐树的枝桠上挂着厚厚的白，早晨出门得先用扫帚把廊檐下扫一条路出来。

林晓晓这回终于如愿以偿，穿着她的小棉袄，踩进了雪地里。

头一脚踩下去，她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脚会陷进去——然后扭头看我，眼睛又圆又亮：

爸爸——脚！

嗯，陷进去了。

我蹲下来，是不是有意思？

她想了想，点了点头，迈开第二步，很小心，很认真，踩出两个深深浅浅的小坑，然后忽然蹲下来，用两只小手捧起一把雪，凑到眼前仔仔细细地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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