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着她低着头的模样，心里头有些发酸。

她身上那件棉袄已经穿了好几个年头了，袖口处的棉花都露了出来，领子上的布料也被磨得发白。

她这个人，一辈子省吃俭用，什么好东西都紧着丈夫和孩子，自己却舍不得吃舍不得穿。

有些事情，问了反而是揭伤疤。

沉默了一会儿，她的抽泣声渐渐平息下来。

肩膀不再颤抖，呼吸也慢慢匀了。

她用手巾揩了揩脸，叠好，又递还给我。

“让你笑话了。”她说。

我摇摇头，把手巾收回口袋。

“向东啊……”她又开口了，声音很低，像是在自言自语，“大妈知道你是个好孩子。

不爱说话，不爱惹事儿，可心里头有数。”

我没有接话，只是静静地看着她。

她抬起头，望着后院那块灰蒙蒙的天，叹了口气。

那声叹息很轻，却像是从胸腔最深处挖出来的，带着多年的积郁。

风从房檐上吹下来，卷起几片枯叶，在她脚边打了个旋儿又落下去。

“你说，这人活着怎么就这么难呢？”她的声音有些飘忽，“光齐那孩子……他又来要钱了。”

刘光齐，刘家的大儿子。

我听院子里的街坊说过，这孩子从小被刘海中宠着，要什么给什么，养成了一副好吃懒做的性子。

长大后进了工厂，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钱不够花就回家跟父母要。

刘海中一开始还给，后来实在撑不住了，就开始骂，骂急了就动手。

可刘大妈不一样。

她心疼儿子，哪怕那儿子已经变成了一个她不认识的人。

“他说厂里效益不好，开不出工资。”刘大妈的嘴角抽了抽，像是在苦笑，“可我听隔壁王婶说，他上个月刚买了一块新表。

那表得多少钱啊？

一百多块！

他哪来的钱？”

我听着，没有插嘴。

“一百多块啊，那可是你刘叔两个月的工资。”她的声音越来越低，越来越涩，“他买表的钱从哪儿来的？

还不是这儿抠一点，那儿抠一点，今天跟我要二十，明天跟我要三十。

你刘叔给不起，我就……我就偷偷地补上。”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里带着一种说不清的无奈。

那种无奈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是日积月累，是年复一年，是无数次的心软和妥协堆叠起来的。

“你爸……你刘叔他……”她顿了顿，似乎在斟酌该怎么说，“他觉得我把孩子惯坏了。

是我惯的，是我的错。”

“大妈，这怎么能是您的错呢？”我忍不住说了一句。

她苦笑了一下，摆摆手示意我别打断她。

“可那孩子……那孩子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啊！”她的声音忽然哽咽了，眼泪又涌了出来，“他再不成器，他再不像话，他也是我儿子。

我能怎么办？

我能把他撵出去？

我能不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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