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四月六日,苏城监狱的夜,浓得像化不开的墨,潮湿的霉味裹着寒气,钻进每一寸缝隙。
钟翰武躺在硬板床上,眼睛直勾勾盯着头顶那根发黑的横梁,霉斑爬满木纹,像无数张扭曲的脸,对着他无声地嘲笑。
他忽然扯了扯嘴角,笑得比黄连还苦。
家产散了,铺子没了,庆堂恨他,明轩还小,张氏还在等他——可他还有什么?
他连活着的底气都没了。
走廊尽头传来狱卒换班的脚步声,不紧不慢,像催命的鼓点,近了,又停在了他的牢房门口。
不是常来的那个狱卒,是个生面孔,眼睛亮得扎人,像淬了毒的刀,没有半分困倦的浑浊。
“钟翰武?”那人压低声音,语气冷得像冰。
钟翰武猛地坐起,手铐脚镣撞得铁栏哐哐作响:“你是谁?”
那人没答话,反手从身后抽出一块布,猛地捂住他的口鼻,刺鼻的药味直冲脑门,呛得他眼前发黑,挣扎着一口咬在对方手上,那人闷哼一声松了手,布条落地,转身就跑,脚步声迅速消失在走廊尽头。
被惊动的狱卒提着灯赶来,见钟翰武瘫在地上,嘴角还沾着血——是他咬那杀手留下的。
两人架着他拖到医务室,白炽灯亮得刺眼,晃得他睁不开眼,手腕上的勒痕青紫交错,像一道道烙下的罪证。
“谁要杀你?”狱卒皱着眉追问。
钟翰武扯出一抹惨笑,笑声里满是绝望:“渡边一郎,他怕我把他供出去,他怕我成了他的死穴。”
狱卒没再多问,转身离开,留下他一人对着白墙发呆。
灯亮了一整夜,他合不上眼,那些过往像潮水般涌来,压得他喘不过气。
他想起第一次见渡边一郎的午后,天阴沉沉的,他坐在铺子里对着账本发愁,渡边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用流利的中文说:“钟先生,想拿回属于你的东西,我能帮你。”他信了,像抓住救命稻草般信了,跟着渡边投毒、纵火、出卖钟家秘方,以为在夺回家产,以为渡边是盟友,直到此刻才明白,渡边给他的面子是虚的,钱是饵,希望是穿肠的毒药,他不过是一颗用完就能扔的棋子。
他从枕头底下摸出狱卒给的一截铅笔头和皱巴巴的纸,手抖得厉害,笔尖在纸上划出歪歪扭扭的痕迹,每一笔都用了全身的力气,像是要把这辈子没说出口的话,都刻进去。
“庆堂:爹这辈子错得离谱,但送你去日本是对的,你比爹清醒,千万别学爹的糊涂。
钟家的担子,往后就交给你了。
库房账本最底层,有张地契,是你娘当年的陪嫁,爹偷偷赎回来的,别告诉她,爹这辈子,对不住她。”
他盯着这几行歪扭的字,眼眶发酸,却没掉一滴泪。
把纸折好塞进枕头底下,想着明天托狱卒寄出去,寄不寄都无所谓,他知道庆堂会找到。
他躺下来,灯还亮着,他睁着眼,看着横梁上的霉斑,想起母亲缝棉袄的模样,想起她被杖责时的惨叫,想起苏香兰那句“规矩就是规矩”,想起父亲说他不如大哥,想起苏宛卿临死前那双澄澈的眼睛,她是不是早就看穿了一切,是不是在无声地质问,是不是在说“翰武,是你害了我”。
他不知道,也永远没机会知道了。
晨光透过医务室的窗户照进来时,钟翰武把信递给来查房的狱卒,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麻烦寄到苏城钟记绸布庄,给我儿子钟庆堂。”
狱卒接过信揣进怀里,转身离开,钟翰武望着那扇关上的门,缓缓闭上眼。
或许是昨夜那毒药的余威发作,或许是心里的愧疚压垮了最后一口气,他的身体渐渐僵硬,像一截枯木,再也没了温度。
黄昏时分,钟记绸布庄的账房里,钟庆堂攥着监狱送来的口信,薄薄的纸片上只有一行字:“钟翰武,今晨病故,遗体待家属认领。”老陈站在门口,嘴唇动了又动,最终只挤出一句:“大少爷……”
钟庆堂没说话,把口信折好放进抽屉,起身走到窗前推开窗户,苏城的暮色沉沉压下来,远处屋顶的炊烟斜斜往上飘,他盯着那缕烟看了许久,声音沙哑却稳:“老陈,明天去监狱,把我爹领回来。”
“大少爷……”老陈还想劝,却被他打断。
“棺材我买,薄松木的就行,他活着的时候没过过好日子,死的时候,不用挑好的。”他转身回到桌前,铺开信纸,蘸墨写下一行字:“父故,速归。
庆堂。”把电报折好递给老陈,“连夜发去上海,给我姑姑。”
老陈拿着电报匆匆离开,账房里只剩钟庆堂一人,月光透过窗户洒在桌上,白得刺眼。
他不知道姑姑收到电报会作何反应,只知道姑姑和爹是一母同胞,都是吴氏的孩子,吴氏走了这么多年,苏城钟家没人敢提,可他小时候听爹醉后说过,爹和姑姑曾在吴氏坟前跪了一夜,姑姑比他硬气,一声不吭就嫁去了上海,十几年没怎么回来,如今爹走了,姑姑总该回来。
深夜,绸布庄的门被推开,钟佳凤站在门口,深蓝色素面旗袍沾满风尘,手里拎着磨得发白的旧皮箱,边角贴着的船票存根日期是昨天的。
她看见钟庆堂,放下皮箱,沉默了许久,才开口:“庆堂。”
钟庆堂喉结滚动,低声唤道:“姑姑。”
钟佳凤走进账房,目光扫过账本、算盘、油灯,没碰任何东西,只问:“你爹的丧事办了吗?”
“还没,监狱说要等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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