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七日，苏城的晨雾还未散尽，运河码头的船笛便撞破了雾气。

钟庆堂的德国丝线，终于踩着潮润的风，稳稳泊在了岸边。

货船从汉堡港启程，漂洋过海一个多月，辗转苏伊士运河、印度洋、马六甲海峡，最终在津沽靠岸。

钟庆堂没亲自去接，只托了老陈和两个跟了多年的伙计。

走水路沿运河回苏城，三天三夜，老陈没合过眼——怕货被劫，怕船倾覆，怕半路遭人截胡，提心吊胆地守着船舱里三捆用油布盖得严严实实的丝线，直到船靠岸，才松了口气。

钟庆堂站在库房门口，指尖微微发颤，不是怯，是等得太久。

三个月，从联系德国洋行、敲定合同，到等船期、盯物流，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错一步便是粉身碎骨，走对了，才算给钟记挣出一条新路。

老陈满头大汗地从库房出来，抹了把额头的汗：“大少爷，货都搬妥了！

三捆，一捆五十斤，共一百五十斤，我亲自过秤，一斤不少！”

钟庆堂走进库房，蹲下身掀开油布，丝线在昏黄的灯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细匀光洁，指尖抚过，滑溜溜的触感直抵掌心。

他拈起一根对着光细看，丝线透亮无杂，比岛国的货色还胜一筹。

他盯了许久，才将丝线轻轻放回，起身时眼底的锐气已凝成笃定。

“老陈，这批货的来历，一个字都不能漏。”钟庆堂转身看向老陈，语气沉而稳，“从今日起，钟记的进货渠道彻底换掉，再不走渡边家的码头，咱们走自己的路。”

老陈愣了一瞬，随即重重点头：“大少爷放心，搬货的伙计都是跟了我多年的，嘴比铁铸的还严，断不会走漏半分风声。”

钟庆堂没再多言，目光落在那三捆丝线上，仿佛已看见钟记绸布庄的新招牌——不是爷爷留下的旧匾，是他自己亲手挣来的，终有一日，要高高挂在苏城最热闹的街口。

沪上，大和商社的办公室里，渡边健次盯着面前的调查报告，指节捏得泛白，脸色沉得能滴出水来。

“钟庆堂的货，竟直接从德国进的，绕开了我们？”他起身走到窗边，指尖在窗台上轻轻敲击，节奏越来越急，“他哪来的门路？”

垂手而立的手下不敢抬头，声音发紧：“查不到具体供货商，只知道货在津沽上岸，走内河运到苏城，船是天津的，货主写的是‘钟记’，对方把消息捂得滴水不漏，连洋行的线索都断了。”

渡边健次猛地转身，眼底的温润荡然无存，只剩鹰隼般的狠厉。

查不到、捂得严，只有德国人敢不给他面子。

他忽然想起钟庆堂那天来办公室的眼神——不是下属对主顾的谦卑，是鹰盯着猎物的审视，原来那时，这只鹰就已在悄悄长羽毛，而非脱落。

“继续查。”渡边健次的声音平静得可怕，“查不到货源，就查他的客户，断他的销路，比断他的货源更致命。”

手下应声退下，办公室里只剩寂静。

渡边健次重新坐回桌前，指尖摩挲着电话听筒，犹豫片刻后，拨通了叔叔渡边一郎的号码。

“叔叔。”

电话那头传来渡边一郎沙哑的声音，透着刚睡醒的慵懒：“健次，何事慌慌张张？”

“钟庆堂从德国直接进了一百五十斤丝线，已经运抵苏城，彻底绕开了我们。”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渡边一郎的声音骤然沉冷：“你养的好鹰，翅膀硬了，反倒啄起主人来了。”

渡边健次喉头一紧，没接话。

当初是他力主拉拢钟庆堂，说他比父亲精明，比钟翰武有野心，是一把趁手的刀，如今刀锋却对准了自己，割得鲜血淋漓。

“你想如何处置？”渡边一郎追问。

“我正在查他的客户，断了销路，让他的货烂在仓库里，等他资金链断裂，自然会回来求我们。”

渡边一郎嗤笑一声，语气里满是不耐烦：“你太温和了！

断销路要耗多久？

一个月？

两个月？

他既和德国签了合同，货源就不会断，只要撑过这阵，站稳脚跟，再想动他，就难如登天。”

渡边健次的指节攥得咯咯作响，喉头滚了滚：“叔叔的意思是？”

“给他点刻骨铭心的教训，让他认清，苏城的主人是谁。”渡边一郎的声音冷得像冰，“不是生意上的小打小闹，是人身上的教训。

他爹当年怎么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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