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四日，知微来苏城的第六天，苏城的晨雾还裹着料峭的寒意，漫过青石板路，漫进钟庆堂的窗棂。

他天没亮就醒了，躺在床上，目光死死盯着头顶的横梁——那是爷爷在世时亲手架的，老杉木历经晾晒、刨磨，三十年过去，木质依旧紧实，纹路里沉淀着岁月的厚重。

爷爷曾说，一根梁要撑住一座房，选材、打磨都急不得，得沉住气。

那时候他不懂，只觉得爷爷絮叨，如今才彻悟：撑住钟记的，从来不是渡边家的渠道，不是岛国人的订单，而是他自己这根不肯弯折的脊梁。

他翻身坐起，穿衣的动作利落干脆。

衣柜里的衣服层层叠叠，他逐一扫过，最终取出那件藏青色西装——去年从日本带回来的，料子挺括，剪裁合身，领口笔挺得像刚熨过。

穿上身，对着铜镜整了整领带，系好袖口，镜中人眉眼间竟与父亲年轻时有几分相似，可父亲穿西装时，眼神总是散的，像飘在雾里，不知道自己要往哪走；而他的眼神是聚的，像淬了火的针，笃定地扎向前方的路。

从抽屉里取出渡边健次的名片，指尖摩挲过烫金的字迹，又探进最底层，摸出一份连夜整理的钟记账目。

账本上的字迹工整，数字做得漂亮，可只有他自己知道，这漂亮里藏着玄机：有些数字能让渡边健次满意，有些会让他起疑，还有些，是故意留的钩子，引着对方以为自己掌控了全局，实则早已咬上了他布下的饵。

他要让渡边健次觉得，自己还是那条听话的鱼，却不知鱼早已悄悄磨利了牙。

门口的马车早已备好，老陈握着缰绳，见钟庆堂出来，连忙迎上前：“大少爷，去火车站？”

“去沪上，直接走，不转火车。”钟庆堂踩着车辕上了马车，靠在车壁上，语气平静得没有波澜。

老陈愣了愣，忍不住嘀咕：“大少爷，马车到沪上得一整天，这路可不近。”

“慢点走，不着急。”钟庆堂掀开车帘一角，目光投向窗外。

田野里一片枯黄，麦茬还倔强地扎在土里，几只麻雀在田埂上蹦跳，啄食着遗落的麦粒。

马车轱辘碾过青石板，发出规律的声响，颠簸却不恼人，他的心思却早已飘到了沪上——见了渡边健次该怎么说，怎么拿捏分寸，既不亲近得失了分寸，也不疏远得露了破绽，既要让他觉得自己有用，又不能让他察觉危险。

这比做实验难多了，实验有公式，数据对了结果就准，人心却没有公式，一步走错，便是万劫不复。

午后，马车终于驶入沪上，黄浦江的风裹着水腥气和轮船的煤烟味扑面而来。

钟庆堂没先去大和商社，而是径直奔向黄浦江边的德国洋行——一栋三层花岗岩建筑，门口的德国国旗在风里猎猎作响，透着一股冷硬的威严。

前台的金发女子用英文询问来意，钟庆堂却用流利的德文回应：“我找汉斯·施密特先生，有预约。”

女子愣了愣，眼中闪过一丝讶异，用德文确认：“您会说德语？”

他点了点头，心里泛起一丝庆幸——当年在日本早稻田选修德文时，只想着多学一门本事，没想到竟成了今日破局的关键。

他等的就是这一天，等自己有足够的底气，绕开渡边，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施密特是个头发花白的中年人，金丝眼镜后的眼睛透着商人的精明。

见钟庆堂进来，他起身相迎，握手的力度恰到好处：“钟先生，久仰。”

“施密特先生，久仰。”钟庆堂坐下，接过秘书递来的咖啡，没有绕弯子，直接从公文包里取出钟记的资质证明和日本学历证书，推到对方面前，“我不需要中间商，想直接与贵公司合作，进口丝线和化工原料，价格、数量、交期，都可以谈。”

施密特拿起文件翻阅，目光在“早稻田大学”几个字上顿了顿，抬眼看向钟庆堂，语气带着几分审视：“钟先生，你该知道大和商社也是我们的合作伙伴，渡边健次先生与我们合作多年。”

“知道。”钟庆堂端起咖啡抿了一口，语气平静却笃定，“渡边先生的价码太高，钟记的利润被压得喘不过气。

我需要更实惠的货源，施密特先生需要拓展客户，这是双赢。”

施密特笑了，眼中多了几分欣赏：“钟先生，说话倒是直爽。”

“做生意，直爽比绕弯子省事。”钟庆堂放下咖啡杯，抛出关键筹码，“第一年采购量不低于五十吨，全部现金结算，绝不拖欠。”

施密特沉默片刻，从抽屉里取出标准合同推过来：“合同你可以带回去细看，价格、条款都写得清楚，觉得合适，我们再细谈。”

钟庆堂接过合同，逐页翻阅，德文条款清晰明了，他看得仔细，不是装模作样，是真的在斟酌每一个细节。

十几分钟后，他合上合同，语气沉稳：“价格比渡边家低两成，没问题，但交货期限太宽松，我需要更精准的船期。

付款方式用信用证，开证行由双方共同选定。”

施密特眼中闪过一丝意外，随即笑着摇头：“钟先生，你是我见过最不像中国商人的中国商人。”

钟庆堂嘴角勾起一抹浅笑，反唇相讥：“施密特先生，你也是我见过最不像德国商人的德国商人。”

“为何这么说？”施密特挑眉。

“因为你不急着签合同。”钟庆堂起身伸手，语气坦荡，“你先斟酌，我等你的消息。”

走出洋行大门，阳光刺眼，黄浦江的风扑面而来，带着咸湿的气息，却让他胸腔里涌起一阵畅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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