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瑾说前线的伤兵等不了，这句话你也听见了。”

陈树生沉默了一会儿。

“我知道。

我会尽快的。”

他站起身，拿起试管，走到门口又停下来。

“巧英。”

“嗯？”

“山本雪子再来的时候，让我在场。”他没有回头，“我不是要掺和你的事。

我只是——不想你一个人面对她。”

巧英看着他的背影，停了两秒。

“好。”

陈树生走了。

巧英一个人坐在账房里，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空气里有墨汁的味道、旧木头的气息、还有窗外红豆花的甜香。

她忽然想起母亲。

想起母亲坐在这个位子上，面前也摊着账本，眉头微蹙。

她小时候经常搬个小板凳坐在旁边，看母亲算账。

母亲打算盘的声音很好听，噼里啪啦的，像下雨。

那是民国二十一年，“一·二八”之后不久。

她那时候十一岁，还不懂什么叫战争，只知道那几天母亲脸上的笑容少了，眉头总是皱着。

有一天晚上，她半夜醒来，看见母亲一个人坐在账房里，灯还亮着。

她悄悄走过去，从门缝里往里看。

母亲面前坐着一个男人，穿着西装，留着八字胡，说话的时候笑眯眯的。

但母亲没有笑。

母亲的眼睛很冷，冷得像冬天的河水。

“苏女士，我们老板很有诚意。

价钱您随便开。”

“不卖。”

“您再考虑考虑。

华国有句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

“我说了，不卖。”母亲站起来，走到门口，把门拉开，“请回吧。

以后不要再来了。”

那个男人站起来，脸上的笑容还在，但眼睛变冷了。

“苏女士，您会后悔的。”

“后不后悔是我的事。

门在那边。”

那个男人走了。

母亲关上门，靠在门板上，闭着眼睛站了很久。

巧英当时不懂，为什么母亲看起来那么累。

现在她懂了。

母亲扛着的，是整个钟家。

和她现在扛着的一样。

巧英睁开眼睛，从抽屉最底层翻出一样东西——一本发黄的笔记本，是母亲的。

封面已经磨得发白，边角卷起来。

她翻开第一页，上面是母亲的字迹，端正清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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