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十六,陈树生走后的第一天。
苏城的年味彻底散了。
巷子里的花灯撤得干干净净,家家户户门前的红春联被晨风卷起了边角,孩子们背起书包上学堂,大人们恢复了往日的忙碌。
运河边的柳树还光秃秃的,但枝头已经鼓起了极小的芽苞——春天快到了。
钟庆堂坐在钟记绸布庄的账房里,面前摊着那本英文笔记本。
老陈从外面进来,把一沓账本放在桌上。
“少爷,城外三家铺子的账目都理清了。
老太爷在的时候,账上亏空了两千三百大洋,其中一千两是他私人挪用的,另外一千一是经营不善亏掉的。
铺子里的存货也被他低价卖了大半,剩下的都是滞销的陈货。”
钟庆堂翻开账本,一页一页看得仔细。
他看了很久,然后合上账本。
他爹打理这些铺子的时候,进货全凭人情,出货全看面子,账目一团乱麻。
他从岛国回来之后,不止一次跟他爹说要整顿铺子,换掉那几个吃闲饭的伙计,理清账目,按市场行情定价。
他爹每次都应着,转头照样赊账给老熟人,照样从铺子里拿钱去填渡边一郎的窟窿。
在他爹眼里,铺子是捞钱的工具,不是做生意的地方。
他看不上。
他从岛国学回来的那一套——供应链管理、成本控制、市场定位——在他爹眼里是“书呆子的把戏”。
“老陈,你说,我爹替渡边一郎办了这么多年事,得了他多少好处?”
老陈想了想:“渡边一郎给老太爷开过几次大单子,每次老太爷都乐得不行。
不过那些钱老太爷转头就花了,送礼、请客、充场面,铺子里没落下几个子儿。”
钟庆堂合上账本。
十七岁那年,父亲说替他打点好了留学的事——三井商社资助的,去岛国读商科。
他高兴得一整夜没睡着。
到了岛国才知道,那是渡边一郎替他安排的名额。
吃人嘴软,拿人手短。
三年学费,都是渡边一郎替他交的。
他在岛国学了一身本事,回到苏城,发现父亲还是在替渡边一郎跑腿。
他在早稻田大学课堂上学到的“商业独立”“品牌自建”“供应链话语权”,回到苏城之后发现全是空谈——父亲根本不需要这些。
他需要的只是一个听话的跑腿,和一个能替他传宗接代的儿子。
后来他见到了渡边健次。
渡边一郎的侄子,早稻田商科毕业,比他大八岁。
和他叔叔不一样,渡边健次不谈“中日亲善”,不谈“大东亚共荣”,只谈生意。
他说:“钟少爷,你父亲是我叔叔的人,但你可以是我的人。
我叔叔喜欢养狗,我喜欢养鹰。
狗听话,鹰不听话。
但不听话的鹰,飞得比狗高。”从那天起,他就知道,他和他爹不是一条路上的人。
他爹是渡边一郎的狗,他不做任何人的狗。
“老陈,我爹被关进警察局之后,渡边健次那边有没有派人来问过?”
“问过两次。
一次是正月初十,一次是正月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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