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外公走后的第七年，外婆做了一个决定——给他“捡骨”。

在我们赣南客家人的习俗里，人死之后先入土为安，用棺材装着，埋在土里。

过了七年左右，等肉身完全腐化干净了，再选一个黄道吉日把坟挖开，把骨头一根一根捡出来，用米酒擦洗干净，按照从脚到头的顺序放进一只陶瓮里，重新安葬。

这个过程叫“捡骨”，也叫“二次葬”，是整个丧葬流程中最重要的一环。

老人们说，第一次下葬是“寄土”，相当于把死者暂时寄存在土地公那里。

第二次下葬才是真正的入土为安，骨头洗干净了，装进金坛里，才算真正地“安家”了。

我们那边把装骨头的陶瓮叫做“金坛”，名字好听，其实就是一个鼓腹窄口的褐色陶罐，高一尺多，外面上了釉，光滑冰凉。

金坛的盖子上要压一张红纸，红纸上用毛笔写着死者的姓名和生卒年月。

金坛不能随便放，要在风水先生选好的地方挖一个刚好能放进金坛的圆洞，把坛子坐进去，封上土，立上碑，这才算完。

外公的金坛风水地早在几年前就选好了，在后山半山腰的一块平地上，背靠一片樟树林，面朝梅江的支流，风水先生说这是“太师椅”的地形，后代稳当。

日子也选好了，农历十月初三，宜动土、移柩、安葬，百无禁忌。

捡骨这件事，我本来是没打算回去的。

我在南昌上班，请假不容易，而且我跟外公的感情说深不深说浅不浅——他走的时候我才十二岁，对他最深的印象就是每年过年他坐在堂屋的太师椅上，穿着藏青色的中山装，不怎么说话，偶尔从口袋里摸出一把花生塞给我。

但外婆亲自打电话来，说捡骨是大事，全家人都要到，少一个都不行。

我只好请了三天假，坐上了回老家的班车。

到家的时候是十月初二下午。

外婆家的院子里已经聚了不少人，舅舅、姨妈、表兄弟姐妹，还有几个我不认识的老头老太太，后来才知道是外婆请来帮忙的“土工”——专门替人捡骨的师傅。

老一辈的人说，捡骨不能由自家人动手，自己的亲人看着自己的骨头，心里那道坎过不去，必须请外人来。

这几个土工都是附近几个镇上有名的老手艺人，常年跟死人打交道，身上带着一股淡淡的冥纸和香烛的味道。

领头的老头姓谢，六十七岁，秃顶，后脑勺留着一圈稀疏的白发，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

他叼着一根自己卷的旱烟，蹲在院子里的柚子树下，眯着眼睛看外婆递给他的风水图。

我站在旁边听他们说话，谢老头说话声音很粗，像是砂纸磨在石板上，每句话的尾音都往下坠。

他说：“明天卯时动土，辰时开棺，巳时之前骨头要进坛。

时间卡得紧，不能耽误。

有一点我先说好——开棺的时候，女人和小孩背过身去，不要看。

属龙的、属狗的也退后，跟老爷子犯冲。”

我属狗，被点到了名，心里暗自松了口气。

说实话，让我看我外公的尸骨，我是不太敢的。

光是想象那个画面——泥土被一层一层挖开，铁锹碰到腐朽的棺材板发出沉闷的咚咚声，棺材盖被撬开的瞬间从缝隙里涌出的那股气味——我就浑身起鸡皮疙瘩。

初三那天凌晨四点多我就被叫醒了。

天还没亮，院子里已经亮起了灯，谢老头和他的两个帮手在准备工具：铁锹、锄头、撬棍、麻绳，还有一只竹篮，篮子里铺着崭新的红布，是用来装骨头的。

外婆在堂屋里点香，对着外公的遗像拜了三拜，嘴里念念有词。

我站在人群最后面，困得眼睛都睁不开，冷风从脖子里灌进去，冻得直哆嗦。

卯时一到，谢老头扛着铁锹走在最前面，我们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往后山走。

山里的清晨安静得像另一个世界，手电筒的光在雾气里打出一道道白晃晃的光柱，脚步声踩在碎石和枯叶上沙沙作响，惊起了路边树丛里几只不知名的鸟，扑棱棱地飞过头顶，消失在黑暗中。

到了外公的坟前，谢老头先在坟头插了三炷香，烧了一沓黄纸，嘴里念了一段听不懂的词，大概是跟土地公和山神打招呼，意思是我们要动土了，多有打扰，请多包涵。

然后他拿起铁锹，在坟前划了一个圈，往手心里啐了口唾沫，用力铲了下去。

铁锹切入泥土的声音沉闷而潮湿，一铲一铲的土被翻到旁边，堆成一座小山。

山里的泥土是黄褐色的，带着一股陈腐的草木根系的气息。

挖了大概一个小时，铁锹碰到了硬东西——棺材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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