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发生在我二十五岁那年清明前后,地点是赣州城外一个叫沙石埠的镇子。
我外婆的亲妹妹——我喊她姨婆——就住在那个镇子上。
姨婆这个人,在我们整个家族里是个特殊的存在。
逢年过节亲戚聚在一起,大人们聊起她的时候,声音总会不自觉地压低几分,表情也变得微妙起来,像是嘴里含着什么烫嘴的东西,吞不下去又吐不出来。
我小时候不懂这是为什么,只觉得姨婆是个挺和善的老太太,每次去她家都有芝麻糖吃。
长大之后我才慢慢知道,姨婆在沙石埠那一带,是出了名的“问米婆”。
问米,在我们那边的方言里又叫“问神”或者“落阴”,简单来说就是通过某种仪式把死人的魂请上来,让活人跟他们对话。
这个行当在民间一直存在,但从来不能摆到台面上说,因为主流社会认定它是封建迷信,搞这个的人轻则被人指指点点,重则被举报抓去派出所。
所以姨婆做了一辈子问米,从来不打招牌不挂门面,全靠熟人介绍,你介绍一个我介绍一个,口口相传,像地下的暗河一样无声地流淌。
我二十五岁那年清明,之所以跑去找姨婆,是因为一个让我无法释怀的原因——我最好的兄弟陈浩死了。
陈浩跟我是高中同学,一起在赣州三中念了三年书,睡上下铺的那种交情。
后来我考上了南昌的大学,他没考上,留在赣州开了家汽修店。
我们虽然见面的次数少了,但每年过年回家必定要聚一顿,喝几杯酒,吹一晚上牛。
出事那天是清明前一周,他骑摩托车去给一个客户送配件,在323国道上被一辆超载的渣土车刮倒了,人摔出去十几米,当场就不行了。
我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南昌的出租屋里煮泡面,电话那头陈浩的妈妈哭得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泡面煮烂了我都没吃,坐在床上发了一夜的呆。
我赶回赣州参加了他的葬礼。
他躺在棺材里,脸上化了很浓的殡仪妆,腮帮子上两团不自然的红晕,看起来像个蜡人。
我怎么也没法把这个蜡人跟当年那个跟我翻墙逃课、偷摘人家枇杷、在操场上光着膀子踢球的陈浩联系在一起。
葬礼结束之后,我心里像堵了块石头,吃不下睡不着,总觉得有些话还没跟他说完,总觉得他就这么走了太突然太潦草,像是看到了一本看到一半被撕掉了结尾的书。
就在我消沉了将近一个星期之后,我妈忽然说了一句:“你实在想不通,就去找你姨婆试试。”我一愣,问找姨婆干什么。
我妈没直说,只是把姨婆的地址给了我,然后加了一句:“去的时候什么都别带,带一颗诚心就行。”
姨婆的家在沙石埠老街的最深处,一栋两层的红砖小楼,围墙上爬满了薜荔,叶子密密麻麻地叠在一起,绿得发黑。
我敲门的时候是下午三点,太阳还很高,但那栋房子的堂屋里却暗得很,一进门就闻到一股浓郁的檀香味,浓得几乎能把人呛出眼泪来。
堂屋正中间摆着一张八仙桌,桌上供着一尊观音像,观音前面是香炉、水果、清水,两边的墙上挂满了红色的锦旗,上面写着“有求必应”“神通广大”之类的话,那些锦旗有的已经旧得发黄了,有的看着还挺新,层层叠叠地挂在墙上,像一面面褪了皮的伤疤。
姨婆见到我没说什么客套话,只是盯着我的脸看了几秒钟,然后叹了口气,说:“你脸上有晦气,是来问人的吧。”我点了点头,把陈浩的事简单说了一遍。
姨婆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说:“问米我可以帮你做,但有三个规矩你得守。
第一,我问到什么你听什么,不该你说话的时候别插嘴。
第二,叫你走的时候立刻走,别回头。
第三,今天晚上不管发生了什么,出了这个门,跟谁都别说细节。
你做得到,我就帮你问。
做不到,你现在就回去。”
我说我做得到。
姨婆让我先去洗一把脸,用的是她后院井里打上来的水,冰凉刺骨,带着一股淡淡的铁锈味。
洗完脸之后,她让我坐在堂屋侧边的一张木椅上等着。
她自己开始准备东西。
我看着她从里屋抱出一个陶罐,罐子里装着白花花的大米。
她把米倒在一只青花瓷碗里,堆成冒尖的一碗,然后把碗放在八仙桌的正中央。
接着她点了三炷香,不是插在香炉里,而是直接插在那碗米上。
香灰落下来,落在米粒上,白米被烫得微微变色,发出了极其轻微的滋滋声。
姨婆又拿出一个铜盆,盆里铺了一层黄纸钱,她用火柴点着了盆里的纸钱,火苗蹿起来的时候,她把堂屋的灯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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