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舅是扎纸匠。

不是那种流水线生产花圈和纸钱的批发商，是真正的手艺人——一把篾刀，一捆竹条，一叠彩纸，在他手里能变成亭台楼阁、车马轿辇、金童玉女。

他做出来的纸扎，活灵活现，尤其是纸人，远远看去跟真人似的，走近了才看得出来是纸糊的，脸上涂着白粉，两团胭脂红艳艳的，嘴角微微上翘，像是在笑又像是在说话。

大舅这门手艺是跟我外公学的。

外公活着的时候，十里八乡的红白喜事都来找他做纸扎，他手巧，名气大，后来把手艺传给了大舅。

大舅比我妈大十几岁，一辈子没结婚，一个人住在老宅里，院子里堆满了竹条和彩纸，堂屋里常年摆着几个半成品的纸人，有的还没糊脸，露出里面空荡荡的竹骨架，看着瘆得慌。

小时候我最怕去他家，总觉得那些纸人的眼睛在跟着我转。

大舅看出来了，笑呵呵地说：“别怕，它们还没开光，开光了才会看人。”

“开光”是扎纸这一行里最重要也最隐秘的一道工序。

大舅说，做丧事用的纸扎，在烧之前都要开光——拿朱砂笔在纸人的眼睛上点一下，就等于给它“开了眼”，它才能在阴间为主人引路、干活。

但开光这件事不能乱来，必须由掌坛的道士来做，或者由扎纸匠在特定的时辰做。

没开光的纸人就是个纸壳子，开了光的纸人就不能留了，必须烧掉。

如果你给它开了光，又不烧，它就会自己找出路。

找什么出路？

大舅说到这里的时候停了一下，看着我，眼神变得很认真，不像是在开玩笑：“找个活人替它。”

我一直觉得大舅是在吓我。

直到那年农历十月初一，我亲眼看到了一件事。

十月初一是寒衣节，也叫“送寒衣”的日子。

按照规矩，这一天要给死去的亲人烧寒衣——纸做的棉袄、棉裤、棉鞋，让他们在下面过冬。

大舅每年寒衣节都是最忙的时候，整个镇子的人都要找他订寒衣。

那年也不例外，他提前半个月就开始赶工，院子里堆满了糊好的棉衣棉裤，五颜六色的彩纸在竹竿上晾了一排又一排。

寒衣节当天晚上，镇子上家家户户都在门口烧纸。

我从学校放学回来，路过老宅，想进去跟大舅打个招呼。

推开门，院子里没人，堂屋里亮着一盏昏黄的灯泡。

大舅蹲在堂屋正中间，面前摆着一个还没糊完的纸人。

那是一个女童的造型，大概一米高，穿着红底碎花的纸裙子，两个发髻用红头绳扎着，脸上已经画好了五官——柳叶眉，丹凤眼，樱桃小嘴，两团胭脂涂得红艳艳的。

就差眼睛没点。

大舅手里捏着一支朱砂笔，盯着纸人的脸看了很久，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

我喊了他一声。

他猛地抬起头，像是被我从一个很深的地方拽了出来，额头上有一层细密的汗珠。

他说：“你来得正好，帮我看一下门，别让人进来。”我问他要干什么。

他没回答，低头继续看着那个纸人，过了好一会儿才说：“这个纸人不对劲。”我问他哪里不对劲。

他把朱砂笔放下，指了指纸人的嘴角：“我还没给她画笑，她已经笑了。”

我凑近了看——确实，纸人的嘴角是往上翘的，一个很明显的弧度，像是在抿着嘴笑。

但大舅说，他画嘴的时候明明画的是平的，没有任何弧度。

他把纸放在旁边晾干再回来看，嘴角就翘起来了。

他用笔又把它改平了，过一会儿再看，又翘起来了。

反复了三次，每次都是这样。

第三次改完之后，他没有再看，直接给我打了电话，让我放学过来。

“这说明有人趁我不在的时候给它开了光。”大舅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压得很低，眼睛不停地在堂屋里扫来扫去，像是在找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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