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是我在北京一个出租车上听来的。

那年我出差去北京，从机场打车到酒店，开车的师傅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北京，姓什么我忘了，只记得他说话带着一股浓浓的南城腔，一路上嘴就没停过，从房价聊到雾霾，从雾霾聊到他儿子考公务员。

后来不知怎么的聊到了老北京的奇闻异事，他忽然把话匣子收住了，沉默了大概有半分钟，然后说：“小伙子，我跟你讲个事。

这事是我亲身碰上的，到现在我也没琢磨明白。”

师傅说他年轻的时候，大概是九十年代中期，开过一阵子夜班出租。

那时候北京的出租车还没有现在这么多，夜班司机更少，每天晚上跑在空荡荡的二环三环上，路边伸手拦车的人稀稀拉拉的，一晚上也拉不了几个活。

但夜班有一个好处——不堵车，从东城到西城一脚油门就到，而且夜里的乘客大多沉默寡言，要么是加班到深夜的上班族，要么是刚从酒局上下来的醉汉，很少有废话多的。

那天晚上大概是凌晨两点多，师傅开着他的黄色面的在城里转悠，转到东直门附近的时候，看见路边有人招手拦车。

他把车靠过去，借着路灯的光看清了拦车的人——是个老太太，穿着一身黑色的棉袄棉裤，头上裹着一条灰扑扑的围巾，把大半张脸都遮住了，只露出一双眼睛。

那双眼睛不大，但特别亮，路灯照在上面反着光，像两颗玻璃珠子。

老太太拉开车门坐到后座上，说了一句：“师傅，去八宝山。”

师傅当时心里就咯噔了一下。

八宝山是什么地方，北京人都知道——那是公墓。

凌晨两点多，一个老太太从东直门打车去八宝山公墓，这事实在是透着古怪。

他从后视镜里打量了一下老太太，老太太低着头，围巾遮着脸，双手揣在袖子里，坐得端端正正的。

他心想也许是人家的亲人刚去世，赶着去处理后事，这种事也不是没有。

他压下了心里的不自在，打表起步。

车开出去没多远，老太太忽然又开口了：“师傅，走长安街。”

师傅说好，打了转向灯拐上了长安街。

长安街的夜景是北京最美的，路灯整整齐齐地排成两条金色的长龙，路面上车很少，车轮碾过柏油路发出沙沙的声音。

他从后视镜里又看了一眼老太太，她还是那个姿势，低着头，一动不动，像是睡着了。

但师傅说她那双眼睛是睁着的，他每次看后视镜都能看见那两点亮光，在后排的黑暗里幽幽地亮着。

车过天安门的时候，师傅随口说了一句：“大娘，这么晚了您一个人去八宝山，家里人不陪着啊？”

后座没有回应。

他又问了一句，还是没有回应。

他抬眼看了后视镜——后座上没有人。

那件黑色的棉袄还放在座位上，围巾也搭在棉袄上面，但人没了。

后排座椅上只剩下那一套黑色的棉袄棉裤，端端正正地摆着，保持着刚才老太太坐着的姿势，棉袄的领口和袖口都是空的，裤腿也是空的，软塌塌地摊在座椅上。

师傅说他那一瞬间脑子是空的，什么都没想，就是本能地一脚踩死了刹车。

面的在长安街正中间停了下来，轮胎擦着地面发出刺耳的尖叫，车厢里弥漫着一股橡胶烧焦的味道。

他转过头去看后座，那套黑色的棉袄棉裤还摆在那里，空荡荡的袖管随着刹车的惯性轻轻晃动。

他伸手去摸了一把，棉袄是凉的，不是人刚离开那种带着体温的凉，而是像从冰箱里刚拿出来那种冰凉的凉，手指摸上去像是摸到了一层霜。

他连做了几个深呼吸，告诉自己这一定是有人在跟他开玩笑，说不定那个老太太趁他不注意的时候下车了，把衣服留在座位上。

但他马上又否定了这个念头——车速一直不快但也没有停过，车门没有开过，后座的车窗是手摇的，也没有摇下来过。

一个活人不可能在行驶的车上凭空消失，连衣服都脱得整整齐齐留在座位上。

他打开双闪，把车停在路边，把那套棉袄棉裤从后座上拿起来，准备扔到路边去。

棉袄拿起来的时候，从袖管里掉出来一样东西，叮的一声落在车底板上。

他捡起来一看，是一枚铜钱，黄铜的，磨得很旧了，中间的方孔被绳子勒出了一道深深的凹槽，铜钱上刻的字他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铜钱上拴着一小截红绳，红绳的断口是新的，像是刚刚被剪断的。

他把棉袄和围巾叠好了放在路边的垃圾桶旁边，把铜钱揣进了自己兜里。

然后他关了空车灯，一脚油门开回了家，那晚上的班也不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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